中国一国两制构想：伟大的实践之举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举

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也就是说，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百年梦想成为现实。

在香港回归之际，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更加深切地感到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的英明正确。

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争取祖国完全统一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完全侵占了我国香港地区，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达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有无数志士仁人为洗雪国耻，为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收回香港的问题上，且不说旧中国的漫长岁月，就从新中国诞生到现在，中国人民业已等了近半个世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香港、澳门仍处于外国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与祖国内地也处于分离状态。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尚不具备，内地的经济建设也需要把港澳地区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的桥梁。现在，收回香港的条件已经成熟。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面临着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况且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台、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台、港、澳地区居民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方式，都与祖国内地有很大差异，如果勉强用“一国一制”的办法来统一，对各方都是不利的。正因如此，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集党中央集体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作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一国两制”这个理论虽然首先实践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但最初却发端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是尽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不承诺不使用武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曾提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两岸曾通过秘密渠道商谈过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周恩来概括并经毛泽东审定的我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陈（诚）；（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陈的意见，协商解决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把这“四目”的内容集中起来，就是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由中央统一管理外，保留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还针对香港制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这些都可以说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和国家的三大任务，第二项即“实现祖国统一”。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形成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反映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与外国客人的一系列谈话中。1978年12月15日，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www.xing528.com)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出在完成祖国统一问题上，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并期盼海峡两岸尽早实现“三通”——通商、通航、通邮。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0年4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到祖国统一问题时，又说：我们允许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甚至允许台湾作为地方政府保留自身的军事力量。只要台湾国民党当局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具有广泛自治权的地方政府。但前提是取消“中华民国”的称号和中华民国的国旗。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精神表明，只要台湾国民党当局接受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将充分尊重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通过国共两党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允许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甚至还可以保留军队。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九点声明，系统地阐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实现海峡两岸通商、通航、通邮，开放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等等。这九条已经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叶帅的九条，“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鉴于上述情况，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后来，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还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权宜之计。因此，这一决策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上的具体体现。

二、“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按照传统的理论和模式，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实行的都是一种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只能允许一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而实行“一国两制”之后，就突破了“一国一制”的固有模式，形成了同一国家同时存在两种制度，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并存，并且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因此说，“一国两制”这一构想从提出到实践，都是具有独创性的，无论古今中外都无可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4月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而这一构想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的，就在于它是党和政府在充分尊重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照顾到各方的利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同志说：“‘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那么，中国的实际是什么呢?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处于分裂状态，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香港、澳门、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香港在国际金融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那里的人民已习惯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他们希望在祖国统一的基础上保持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第三，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港、澳、台地区同内地互相借鉴、补充、促进，共同为祖国的繁荣作贡献。第四，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内地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同时，“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的运用，为处理国际争端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典型范例，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会见香港朋友时谈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有许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而采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共处地解决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之间的争端，就是一种新办法，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仅因为面临香港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维护世界和平。正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出发，邓小平同志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把和平解决香港、台湾、澳门问题，纳入世界和平总的战略中考虑。所以，邓小平同志认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因为香港、澳门、台湾是十分敏感的地区，香港问题是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澳门问题是中葡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中英、中葡之间的关系，而且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热点，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而台湾问题虽属中国内政，但由于美国的长期介入，一直被美国认为是它的利益所在，是它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因此，“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样，在国际上也就消除了一个引起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同样，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中国收回主权时，也最大限度地照顾了英国、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在港澳地区的投资利益和经济关系，这就有利于把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化为缓和因素，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一种更为合情合理、持久和平的国际关系。“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用“一国两制”的方式，使香港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它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不能不说是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出现的崭新形态。因此，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联合国秘书长盛赞此举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解决历史争端问题的成功范例。因此，“一国两制”完全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