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卡夫卡使我更像余华
在余华的文学道路上,如果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是不得不提的话,那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响则必须要提。因为他是余华在迷恋、学习、接受和模仿川端康成数年后感到苦闷、感到窒息、感到迷惘、 “感到自己的灵魂越来越闭塞”[45]的时刻,在一次偶然中出现在余华的阅读视野中。而正是这一次偶然的阅读,促使余华摆脱了川端康成的“束缚” ,走出了川端康城的“阴影” ,获得了艺术上的新生:
1986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卡夫卡。[46]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我心想,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都极为严谨的作家,而在叙述上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47]我想要是这样写,我也能写,大师都能这样写,那我也当然可以学习。[48]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 …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 … …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49]卡夫卡是一个解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50]他给我带来了自由,写作的自由。[51]让我知道写作是一个人最自由的表达。[52]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卡夫卡这个孤独天才的孤独身影。
这个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欧洲现代小说的鼻祖,这个在窒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犹太人,在种族歧视的折磨下苦闷徘徊的漂泊者,在婚姻爱情上屡遭不幸的落难者,在孱弱和多病中痛苦苟活的挣扎者,用短暂的一生给20世纪的世界文坛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他创作过不少作品,但发表的却不是很多;他写作过很多小说,但大多数没有写完。在流派林立的20世纪文坛,评论家们试图从多种角度解读他的作品,但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在“主义”繁多的20世纪文坛,评论家们也试图将其归入某个“主义”的行列,但大多无功而返。虚无主义、荒诞派、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似乎都与他有关又关联不大,正是这没有“主义”的主义,使其以独特的艺术魅力闪耀于20世纪的西方文坛。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 ‘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上刻着: ‘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 ’”循着卡夫卡这段孤独、苦闷、悲观的名言,我们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发现他的作品既有对权威的恐惧:如《判决》描写儿子在父亲的嘲弄下,忍不住顶撞了父亲,就被霸道的父亲当场判处投河淹死,进而冲出房门,投河自尽进的悲剧。在强烈的自传色彩中,展示出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隔阂。又有对异化的描写:如《变形记》描写一名旅行推销员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不但失去了工作,而且成为家庭的累赘,最后在亲人和仆人的迫害下凄惨死去的悲剧。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表现了人的“异化” ;既有对暴行的揭露:如《在流放地》描写了一个士兵因为冒犯上司,被处以死刑,执刑时用了一架特别的行刑机器,让犯人活活受了12小时的肉体折磨后才死去的悲剧。对这种赤裸裸且不动声色地涂炭生灵的暴行给予鞭挞。又有对未来的迷惘:如《致科学院的报告》描写了一个马戏团把一只从非洲捉来的猿猴驯化成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这只猿猴被关在一只很窄小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非常难受,凌驾一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没有出路。还流露出对现实的恐惧:如《地洞》描写了一只鼠类动物为了保存自己,抵御大小动物的进攻,营造了一个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后,又寝食不安,犹如大祸临头的故事。表现出底层“小人物”不可名状的恐惧心理。
存在主义的影响,世纪末情绪的笼罩,孤独与恐惧的折磨,荒诞和异化的包裹,使卡夫卡的创作体现出浓郁的悲观情怀,形成了权威无法抗拒、障碍无法克服、孤独无法忍受、真理无法求寻的“卡夫卡式思想” 。在卡夫卡的意识中, “城堡”就是统治阶级官僚化统治机构的写照,城堡可见而不可及,象征着它与大众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绊脚石,都会遇到《美国》中卡尔的障碍、 《审判》里K的障碍、 《城堡》中K的障碍。在卡夫卡的笔下,每一个人都处在《判决》中的格奥尔格、 《美国》中的卡尔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那样的孤独之中。而在卡夫卡的感觉中,这个上上下下联成的“网络”世界,完全用虚假维持着,毫无真实可言。 《审判》中的K在临死前终于醒悟到:世上有真理,但真理可望而不可及。 《城堡》中的K为了在村子落个户口,竟耗尽毕生精力也未果,都验证了卡夫卡无奈的话语: “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称为路者,乃踌躇也。 ”
卡夫卡就是这样以自己浓郁的、极具寓言情调的小说,用荒诞下的真实、怪诞象征的手法和强烈的自传色彩,为我们描摹出一幅20世纪西方社会那梦魇般的世界。
对余华产生震撼的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 。因为就是从阅读这个短篇小说的那一刻起,余华决定摆脱川端康成,与这位日本老师说再见:
那个冬天的晚上我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 ,这部作品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就是自由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小说里面有一匹马,那匹马太奇妙了,卡夫卡完全不顾叙述上逻辑的要求,他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那匹马就没了。[53]他根本不作任何铺垫。我突然发现写小说可以这么自由,于是我就和川端康成再见了,我心想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54]
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写一位医生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里要到十英里外的村子出急诊。可是,他的马已经在头天晚上冻死了。就在他焦虑万分的时候,一个马夫牵着马出现了,而且不由分说地让他的马疾驰而去,瞬间就到了目的地。医生一边担心自己的女仆要被马夫欺侮,一边还要给病人看病。其实,那个孩子根本没有病,但是在孩子家人恳求的目光下,他又发现那孩子确实有病,而且不可救药。而当医生乘坐马车离开时,却发现自己永远回不了家了。只能“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 ”只能无奈地感叹; “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小说以真实的情节开始,以荒诞的情节告终,把现实的与非现实的、合理的与荒诞的情节融合在一起,酿成一种神秘的气氛,犹如一篇梦幻者的记录,表现出生活在非理性社会中的人的无奈。
在这个短篇中,卡夫卡不仅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而且想让那个孩子有病,他就有病,丝毫不顾及故事的逻辑性和时空的合理性。日后的创作中,卡夫卡还在《变形记》中想让人变成甲虫,人就变成甲虫。这种“对一切客观秩序进行无情颠覆的姿态,非常有效地帮助余华解决了叙述形式上的种种障碍,使他面对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秩序,终于自觉地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说穿了,就是对一切客观时空的有效瓦解和重新组合,… … 。 ”[55]于是,他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写作。这种形式虽然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他的秩序和逻辑,却使他更自由地接近了真实。[56]而这种虚伪形式的第一次尝试就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 。
如同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一样,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人公也为第一人称“我” 。遵从于父命,十八岁的“我”开始出门认识外面的世界。“我”从早晨走到黄昏,没有任何的行动目标。甚至搭上一辆卡车朝来时的方向奔驰, “我”也毫不在意。对“我”而言,前面是什么地方无关紧要,只要汽车向前走就行。当汽车半路抛锚,当车上的苹果遭人哄抢,当他为保护车上的苹果而被人打得遍体鳞伤时,司机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同抢夺苹果的人一道乘坐拖拉机逃去,把“我”一个人抛弃在荒郊野外。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就遭到如此的重创,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事件发展的逻辑性,传统的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等都被余华毫不留情地予以颠覆。在“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 , “不用去考虑刊物怎么想,读者怎么想”[57]的宗旨下,现实与虚幻、真实与荒诞在得到作家的瓦解后又得到了重新的组合。而主人公“我”一直想要落脚的那个始终不知在何方、在何处的旅店,又使人想起卡夫卡笔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 。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的主人公也是“我” :正在睡梦中的“我”被敲门声所警醒,破门而入的陌生汉子不容分说地将“我”挟持到陌生的所谓“朋友”的家,不但要被迫接受“朋友”死亡的现实,还要为“朋友”哭泣,更要安慰“朋友”的母亲。一瞬间,从天上掉下来“我”的一个“朋友” ,一瞬间,我的这个“朋友”死了,一瞬间, “我”要为“朋友”哭泣,一瞬间, “我”被“朋友”的母亲认作儿子,一瞬间, “我”还要为这个几乎没有感觉的老女人尽孝。在这个荒诞不经的“一瞬间” , “我”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被安排下来的一切。 “我到这儿来并非是我自愿,我是无可奈何而来。尽管这个我根本没打算接纳的朋友已经死了,可我仍没卸去心上的沉重。因为他的母亲接替了他。 ”[58]就是说,虽然“朋友”死了,但这个荒诞的故事还要继续。合理与不合理,理性与非理性,选择与非选择,不禁使我们想起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中那个被父亲当场判决死刑而别无选择地投河自尽者格奥尔格对权威无法抗拒的悲剧。
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生活着一群孤独的小人物。他们不是拜伦笔下的“拜伦式英雄” ,而是被一种无形的法则隔离于生活之外的不幸的人。亲情也好,友情也罢;亲人之间也好,恋人之间也罢,都被这种无形的法则牢牢地掌控着。 《判决》中格奥尔格被生父宣判死刑; 《美国》中卡尔被双亲放逐异乡; 《骑桶者》中“骑桶者”严寒之中被熟悉的煤店老板拒之门外; 《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逆境中被冷落,死了也无人问津。这种“在自己家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的孤独,到了《变形记》中,以主人公格里高尔被家人迫害致死而达到高峰。余华的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描写主人公“他” ,在18岁生日那天找到了生日之夜的主题:无依无靠。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早已将此忘掉。 ”“傍晚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啤酒,也没有看到蛋糕。他与平常一样吃了晚饭。 ”[59]曾经的同学与他擦肩而过,形同陌路。他急切地想告诉朋友自己的生日,可他的到来却引来朋友的不快。在父母的冷漠中,他感到孤独。在朋友的疏远中,他感到陌生。在众人的监视中,他感到恐惧。与此同时,卡夫卡在小说《地洞》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仿佛大祸临头,对现实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感也时隐时现、亦真亦幻地出现“他”的脑海中,从而加剧了这种孤独和恐惧心理的延续。
卡夫卡的心灵是一颗孤寂的心灵,卡夫卡的小说却充满了寓言的色彩。在这似真似假,似懂非懂的,梦魇般的寓言中,读者如同行走在一座座迷宫之中,飘忽在梦幻之中。既有“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那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也有“约瑟夫・ K做了一个梦”那种像梦又不像梦的事件出现。除了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寓言化色彩外,语言的表述也不示弱: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起了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60]
《变形记》一经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一个虚实相溶的世界:人是真实存在的,他叫格里高尔・萨姆沙。人的行为是正常的,他刚刚在睡梦中醒来。然而,人的形状却是非真实的,因为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不仅如此,那铁甲般的脊背、舞动着的无数小细腿就令人惊诧不已。一段现代世界的寓言故事,一个由现代寓言所扮演的家庭悲剧就此拉开帷幕。
一九九○年的某个夏日之夜,陌生人在潮湿的寓所里拆阅了一份来历不明的电报。然后,陌生人陷入了沉思的重围。电文只有“速回”两个字,没有发报人住址姓名。陌生人重温了几十年如烟般往事之后,在错综复杂呈现的千万条道路中,向其中一条露出了一丝微笑。翌日清晨,陌生人漆黑的影子开始滑上了这条蚯蚓般的道路。[61]
这是余华的小说《往事与刑罚》的开头。余华认为, “《变形记》就像《精卫填海》 ,或者希腊神话神话中的传说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 … ”[62]因此,读罢《往事与刑罚》 ,人们走进了一个寓言般神话色彩掩饰下的真实世界,时间是具体的,陌生人是模糊的,电报是确切的,来历是不明的。而充满了神秘色调的描述,尤其是滑上蚯蚓般道路的漆黑的影子,则给故事蒙上一层怪诞的面纱。既有卡夫卡寓言式小说的影子,又带有聊斋志异般的鬼魅情调。好奇、怪异、恐惧,将读者一步步引向小说的深处。
生活中的卡夫卡内向、怯懦,胆小怕事,文学中的卡夫卡孤独、迷惘,悲观失望。然而,这都没有影响,没有阻挠这个孤独者对暴力的谴责和揭露。 《在流放地》就是这样一个半寓言式的作品。小说描写一个流放地发明了一架处死犯人的机器,这架机器要不停地在犯人身上翻来覆去地刻字,整个程序素要12个小时才能完成,犯人要在机器上被痛苦地折磨12个小时才能死去。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负责行刑的军官在向旅行家介绍这架机器时,不但津津乐道,而且不厌其烦,用审美的目光欣赏着行刑的过程和每一个细节。而当旅行家谴责了他的行为,并决定告发时,那名军官竟脱光了衣服,自己躺在机器上,自己操作开关,将自己处死。鲜血、死亡、暴力,以血淋淋的形式和血淋淋的场景不加任何掩饰地袒露在读者面前:
旅行家感到忧心忡忡;机器显然快要粉身碎骨了;它那静悄悄的操作只是一种假象;他总感觉到自己该帮帮军官的忙,因为军官再也管不了自己了。可是滚动着的齿轮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都忘了瞧瞧机器别的部分了;这时,最后一个齿轮既然总算离开了“设计师” ,他就赶快弯身到“耙子”上去,却不料看到了一件新的、更糟心的没有料到的事。原来“耙子”并没有在写字,却只是在乱戳乱刺, “床”也没有把身体翻过来转过去,却只是颤巍巍地把身体送到针尖上去。旅行家想,如果可能,他打算让整个机器停下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军官所希望的那种精巧的受刑了,这根本就是谋杀。他伸出双手,可是这时“耙子”叉住军官的身体升了起来,转向一边,这本来是第十二个小时上才应该发生的事。血流成了一百道小河,并没有混杂着水,喷水的唧筒也失去了效用。如今,最后一个动作也不能完成了,身子没有从长长的针上落下来,它悬在土坑的上空,不断地流血,却不掉下来。 “耙子”也想恢复原位,可是好象自己也注意到没能摆脱负担,所以还是停在土坑的上空。 “来帮帮忙! ”旅行家向那两个人喊道,他自己已经抓住了军官的脚。他想,他这边拉脚,那两个人在对面抱头,这就可以慢慢地把军官从针上卸下来。可是那两人下不了决心过来;犯人甚至把身子转了过去;旅行家不得不走上前去强迫他们站到军官头部那儿去。在这里,他几乎违背自己的意志看了看死者的脸。面容一如生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所得到的,军官可没有得到。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63]
面对卡夫卡所描写的“一个被遗弃的军官和一架被遗弃的杀人机器”的“使人震惊的故事” ,余华认为“《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 …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造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 ”[64]因此,余华便“从容地抛开事件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以卡夫卡式的冷静和川端康成式的细节描摹,精雕细刻地恢复暴力所带来的一切残忍景象,无论是出于自虐、他虐,还是为了复仇、反抗,在具体的叙述中,它们都通过极度的冷静获得全方位的撕裂和展露。 ”[65]这其中,既有《往事与刑罚》中对过去各种不同酷刑的描写,也有《现实一种》中对血腥伤口的描摹;既有《一九八六年》中疯子幻觉中的血腥场面的展示,也有《古典爱情》中肢解幼女的残忍镜头。伤口、杀人、被杀、暴力、死亡、血腥,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幻觉融汇在一起,透过无序的情节结构、幻想与现实的时隐时现,极具感官效应地凸现出来。比起恩师卡夫卡小说中的暴力和残忍,余华的作品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那些头颅在半空中撞击起来,发出的无比的声响,仿佛是巨雷在轰鸣。 … …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掉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与此同时一把闪闪发亮的锯子出现了,飞快地锯进了他们的腰部。那些无头的上身便纷纷滚落在地,在地上沉重地翻动起来。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 … …那些没有了身体的双腿便在线条上盲目地行走,… …一只巨大的油锅此刻油气蒸腾。那些尚是完整的人被下雨般地扔了进去,油锅里响起了巨大的爆裂声,一些人体象鱼跃出水面一样被炸了起来,又纷纷掉落下去。他看到半空中的头颅已经全部掉落在地了,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 …而油锅里那些人体还在被炸上来。他伸出手开始在剥那些还在走来的人的皮了。就像撕下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纸一样,发出了一声声撕裂绸布般美妙无比的声音。被剥去皮后,他们身上的脂肪立刻鼓了出来,又耷拉了下去。他把手伸进肉中,将肋骨一根一根拔了出来,他们的身体立即朝前弯曲了下去。他再将他们胸前的肌肉一把一把抓出来,他便看到了那还在鼓动的肺。他专心地拨开左肺,挨个看起了还在一张一缩的心脏。[66]
应当说明的是,在余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继承与创新的研究中,笔者从众多余华所接触到的外国作家的清单中,仅仅选取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以及余华的部分作品,试图以点带面地探究余华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内,要想全面而完整地诠释余华同外国文学关系,本身就是一件徒劳的事情。好在有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这两个强有力的支点。因为在余华的心中, “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域;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里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 ”[67]
还应当说明的是,余华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继承,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克隆” 。余华是以一位中国作家的身份,脚踏中国文化的土壤,运用中国文化的审美心理去阅读,去借鉴外国文学的。无论在余华的作品中流淌着多少外国文学的血液,但余华的作品却是中国的。他笔下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属于这块黄土地的。
对此,余华曾有如下感言:
我知道我是在西方文学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我认为一个作家受到别的作家的影响就像太阳和树木的关系。树木接受阳光而成长,但树还是树,是以树的方式成长而不会以阳光的方式成长。所以当很多作家影响到某一位作家时,只会使这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作家。[68]
这才是影响的真正的意义。 … …卡夫卡使我更像余华… …[69]
【注释】
[1]余华:浙江杭州人。
[2]余华: 《我为何写作》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21 - 22页。
[3]余华: 《在悉尼作家节的演讲》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123页。
[4]此清单根据《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 《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和《说话》等文献整理,作家的生卒年月及其文学地位等由笔者所加。
[5]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18页。
[6]余华: 《我为何写作》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21页。
[7]余华: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141页。
[8]余华: 《威廉・福克纳》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9]余华: 《内心之死》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38页。
[10]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80页。
[11]方爱武: 《余华——走向世界文学的后继者》 ,见《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 ,王福和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341页。
[12]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16 - 17页。
[13]余华: 《内心之死》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34 - 35页。
[14]余华: 《内心之死》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22页。
[15]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74页。
[16]余华: 《胡安・鲁尔福》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2007年,第132 - 133页。
[17]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19页。
[18]余华、洪治纲: 《火焰的秘密心脏》 ,见《余华研究资料》 ,洪治纲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15页。
[19]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33页。
[20]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第112页。(www.xing528.com)
[21]余华: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与作家杨绍武的谈话》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36页。
[22]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23]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24]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25]川端康成: 《伊豆的舞女》 ,叶渭渠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第22 - 23页。
[26]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32页。
[27]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6页。
[28]余华: 《第一宿舍》 ,见《西湖》 , 1983年第1期,第9页。
[29]叶渭渠: 《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之路》 ,见《伊豆的舞女》 ,叶渭渠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6年。
[30]朱维之等主编: 《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修订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
[31]叶渭渠: 《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之路》 ,见《伊豆的舞女》 ,叶渭渠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6年。
[32]余华: 《竹女》 ,见《北京文学》 , 1984年3期,第51页。
[33]安达斯・艾斯特林: 《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叶渭渠译,见《雪国・古都・千只鹤》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年,第356页。
[34]川端康成: 《雪国》 ,见《雪国・古都・千只鹤》 ,叶渭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年,第42页。
[35]川端康成: 《舞姬》 ,唐月梅译,见《伊豆的舞女》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6年,第210页。
[36]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6页。
[37]余华: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与作家杨绍武的谈话》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36页。
[38]余华: 《“威尼斯”牙齿店》 ,见《西湖》1983年第8期,第2页。
[39]余华: 《竹女》 ,见《北京文学》 , 1984年3期, 32 - 33页。
[40]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43页。
[41]王世诚: 《向死而生:余华》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31页。
[42]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7页。
[43]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9页。
[44]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6 - 77页。
[45]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第112页。
[46]余华: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 ,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第193页。
[47]余华: 《我的写作经历》 ,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第113页。
[48]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8页。
[49]余华: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 ,见《余华作品集》(2)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296页。
[50]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9页。
[51]余华、洪治纲: 《火焰的秘密心脏》 ,见《余华研究资料》 ,洪治纲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16页。
[52]余华: 《在悉尼作家节的演讲》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123页。
[53]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78页。
[54]余华: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与作家杨绍武的谈话》 ,见吴义勤主编: 《余华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36页。
[55]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49页。
[56]余华: 《虚伪的作品》 ,见《余华作品集》(2)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78页。
[57]余华、洪治纲: 《火焰的秘密心脏》 ,见《余华研究资料》 ,洪治纲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16页。
[58]余华: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见《余华作品集》(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15页。
[59]余华: 《四月三日事件》 ,见《余华作品集》(2)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198页。
[60]卡夫卡: 《变形记》 ,见《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孙坤荣选编,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年,第45页。
[61]余华: 《往事与刑罚》 ,见《余华作品集》(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32页。
[62]余华: 《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 ,见《余华研究资料》 ,洪治纲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63]卡夫卡: 《在流放地》 ,见《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孙坤荣选编,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66 - 167页。
[64]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12 - 13页。
[65]洪治刚: 《余华评传》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63页。
[66]余华: 《一九八六年》 ,见《余华作品集》(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167 - 168页。
[67]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集》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年,第9页。
[68]余华: 《在悉尼作家节的演讲》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124页。
[69]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见《说话》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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