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思想的启示：人性探索

二　弗洛伊德的人性启迪

徐訏曾经说过， 20世纪中国作家普遍受到两大思潮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弗洛伊德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思潮之一，对西方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五四之后，弗洛伊德的思想传入中国，应该说，它的引进与推介，与当时中国社会反传统的文化气候是吻合的，特别是弗氏理论对性心理的高度重视，为五四反对中国封建礼教对人本能欲望的压抑和摧残，提供了理论武器。但作为精神病理学中的重要理论，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上，而每一位中国作家在接受其理论时，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徐訏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接触西方心理学思潮，对当时学界甚为流行的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去法国攻读哲学，更使他有一个从容的机会，在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世界里漫游。徐訏显然对华生过于强调人的动物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的缺陷，甚为不满；却对弗洛伊德倍加推崇，他系统地接触和研究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将它与马克思、达尔文和巴甫洛夫相提并论： “达尔文第一个从生物学上认识了人，马克思第一个从社会中认识了人，巴甫洛夫是第一个从生理学上认识了人，弗洛伊德则是从心理上认识了人。 ”^[29]他认为在把理性的人还原为本能的非理性的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理论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延续，这种认识使徐訏非常自然地将弗洛伊德的理论运用到创作中，有时他的小说甚至是弗氏理论的直接演绎。

徐訏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应该是两人关于文艺本质与功用的认识。在文艺的本质认识上，弗洛伊德甚至认为作家对潜意识和幻想倾注的丰富感情， “正像做游戏的儿童一样，他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并认真对待之，这便是说，他倾注了丰富的感情。 ”^[30]徐訏认为文艺的本质在于娱乐， “高级的娱乐就臻于艺术的境界，艺术正是一种精神的娱乐” 。^[31]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中的愿望要想得到表现和满足，一是通过梦；二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文艺创作无疑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和升华，因为文艺家的人格中具有宣泄和升华的力量。弗洛伊德甚至认为， “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去幻想”^[32]；作家把本能的发泄转移到文学创作中，目的在于使自我和读者深层的精神世界得到更大的快感。愿望被压抑的痛苦，徐訏是深有体会的，童年时父母离异，青年时初恋失败，加之社会动荡，他痛感人生的无奈， “但是在工作与生活上，我能有的并不能如我想有，我想有的并不能如我能有。 ”^[33]所以，一旦开始创作，他就十分注重文艺对人生痛苦的补偿作用，迫切追求理想主义的人生，用艺术的审美满足幻想，减轻现实人生的不幸， “在艺术文学的创作上，如果用心理学升华的学说来解说，创作者竟是为求自己的心理与生理的谐和了。 ”^[34]徐訏很赞同弗洛伊德将艺术作为一种符号性、社会性的精神游戏的理论，他认为否认文学中的精神娱乐性，就犹如阻止儿童玩游戏，是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的。在《五四以来文艺运动中的道学头巾气》中，他中肯地指出“我们的文艺运动，一开始就反对游戏与消遣，这也不是健全的现象。 ”^[35]但徐訏尽管认同消闲娱乐的小说功能，却不赞同鸳蝴派的戏玩态度。他认为伟大的作品既是社会的，又往往是生命的， “前者是外在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后者则是内在的、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 ”^[36]在此徐訏显然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一系列核心概念，来解释他对文学内在生命的理解。作为心灵的产物，徐訏认为文学不必太拘泥于现实和观念，特别对于饱受劫难的中国人，创作能给予他们片刻的愉悦与抚慰，这一文学的效用，与弗氏的认识是一致的。

另外，弗洛伊德对于“作家是不幸的人”的断言，所流露出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样也影响了徐訏，他一再诉说“在追寻完美失败或失望之后，常常回到了现实中的我。这个我的所有，往往也只是一些感伤的空虚的感情，或者是在完美追求过程中的一些幻象” 。^[37]他在小说中幻化的人生和人物作为自我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梦”的载体，弥补其对现实的不满， “我会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 。^[38]《客自他乡来》描写了去世多年的祖父的灵魂，借助他人胴体，回来与儿孙畅谈灵魂世界的美好。作品内容荒诞，充满神秘气息。徐訏把对现实人生的失望，寄托在虚幻的灵异世界中，隐含着他对文学愉悦心灵的寄托。

徐訏1956年的《弗洛伊德学说的背景与其影响》 ，集中表达了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解。在徐訏看来，弗洛伊德学说将人的共同本性的“下意识” ，作为人共同的自然属性，无疑为“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人权和自由法则提供了重要依据。 “弗洛伊德学说之伟大就在他奠定了对于人性的分析与研究的基础” ， “他从了解人而了解自己，作重新估价，影响于文学艺术的也就是人性的追究与发掘” ；并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西方世界自科学时代以来，过分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偏颇，使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使“心理学再回到哲学的思考上去” ，^[39]丰富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对人性的阐述。徐訏甚至将文学与艺术的异趣理解为“正是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峙，也即是人性观与阶级观的不同。 … …三四十年来，中国似乎都在致力如何建立党性。当党性未能救中国于水火之秋，对人性多求了解，或也未始不是有补于世道人心吧？ ”^[40]可以看出，徐訏是将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作为马克思阶级论的对立面来理解，中间虽然有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但由此可知其由马克思主义转而欣赏弗洛伊德的原因。徐訏后来小说创作中对“人性”母题的偏爱也源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弗氏理论对现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早年进修心理学时，徐訏就指出“现代的文艺、绘画、音乐、戏剧、电影，无论是什么派别或标榜什么，都是或多或少间接直接地受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 ；^[41]并进一步指出， “弗洛伊德从了解人而了解自己，从了解自己而了解人，所以他影响于社会、于道德、于恋爱、于教育、于任何生活是对人作重新的估价，影响于文学艺术的就是人性的追究与发掘” ，是“对‘人’这个万物之灵作了一个史无前人的估价” ，^[42]足见其对弗洛伊德人性理论的推崇和欣赏。徐訏是基于弗氏理论透视人的深层心理，使得小说向内开掘的可行性得到了拓展，为小说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盲恋》中美若天仙的盲女微翠，和容貌丑陋的“我” ，彼此都只是对方追求完美的一个镜像。在这部小说中，徐訏显然十分严肃地探讨了爱情中生理与心理的关系，淡化了人物的社会性，现实背景只是作为人性的衬托而存在，主要表现人的生物性、自然性等，以达到人性的反思。徐訏的文本世界验证了弗洛伊德的人性哲学，实践了其挖掘深层次人性的理论诉求。

弗洛伊德学说对于徐訏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以性的压抑解析潜意识的活动，由此出现了大量以性意识的揭发与性活动的描写为对象的小说。 “文学的本质还是人的本性，文学要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情感或感觉。人的最基本的喜怒哀乐的来源，分析到最后则是两种本能，一种是维护个性，一种是延续种族，前者是‘食’ ，后者是‘性’” 。^[43]徐訏认为性是人的本能，但人把他提高到恋爱的境界，这就使人性有了“兽性”与“神性”的双重内涵，这与弗洛伊德关于以性本能为核心的“本我”与升华为核心的“超我”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西洋文学中两性的描写比较普遍，中国文学则主要是在民间文学中流传，一直到五四以后，才成为热门的文学题材。所以，徐訏对两性之爱的重视，主要是将性爱作为透视社会人生的一个绝佳视点，渗透进种种哲理思考。但与穆时英等作家基于弗氏本能欲望的理论阐述，而导致的小说中赤裸裸的情欲描写不同的是，徐訏的性爱表现十分节制，与弗洛伊德对性本能的夸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在《两性问题与文学》中说： “我在十四岁以前已看了《野叟曝言》 、 《红楼梦》 、 《西厢记》 ，大概十五六岁看到《金瓶梅》 ，读到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就觉得‘恶形’ ，没有看下去。现在回想起来， 《野叟曝言》引我入胜的是故事变化繁杂，性描写的地方有的也曾使年轻的我有点好奇，但有的则想不到的可怕。 ”^[44]对传统小说性描写的批判，体现在徐訏的小说中，是对弗洛伊德夸大“性本能”和非理性力量的一种谨慎态度，张扬了弗氏理论中对本能和无意识的反作用的认识。所以徐訏的小说虽然与爱情有关，他自己也曾多次坦言喜欢穆时英的小说，但他的笔下不太能够见到犹如“新感觉派”小说表现的狂热的性爱，对于“性”行为与心理，他的小说采取了“净化”处理，即使是表现人物的性变态，徐訏的笔触也十分节制，他总是用理性的人格力量，或用宗教的博爱与无私，化解了在多角爱情中积聚的“力比多” ，来战胜兽性的欲念，最终以“崇理抑欲”给无意识找到归宿，这在中国现代派文学中是不多见的。(www.xing528.com)

虽然徐訏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泛性论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却对其潜意识中梦境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徐訏确立自由主义文学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梦的书写在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成为其探求人性的一个媒介。弗洛伊德主张深入人物内心潜意识，挖掘潜藏的隐秘欲望。因为欲望一旦压抑超过极限，就会导致精神失常。徐訏特别热衷于描写病态人格，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对弗氏精神分析学的形象化阐释。小说中不少主人公是精神病患者，作家通过对他们的精神状态的剖析，来分析社会人生与人性。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 《婚事》 、 《杀妻者》 、 《秘密》 、 《杀机》等都以精神病人为主人公，通过剖析他们不同程度的变态心理，深入人物的深层潜意识，探索人类内心深处隐秘的世界，从更深的层次上来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其中《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直接演绎，也标志着徐訏从充满梦幻色彩的奇情中转移出来，开始将目光投注于人性的一个转折点。贵族家庭的清规戒律对白蒂的青春活力的压抑，导致她心理失常乃至行为失常，作为医生的“我”最终不是用医术，而是用“情爱”释放了白蒂内心压制已久的“力比多” 。小说情节展开的过程就是对精神病的成因进行细腻而深刻的分析的过程，其中有对治愈方法的叙述和探讨，是对弗氏理论的形象阐释。如果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海兰”作为无私奉献的灵魂的象征，徐訏还努力保持着之前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小说中，对人性善与真的一面的美丽遐想。那么，在这之后，他更多地关注到了潜意识中人性复杂的一面。 《杀机》是比较典型的剖析复杂人性的小说。舍章和遥敏都是品行端正的善良的知识分子，而潜伏的人性“恶” ，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彼此压抑的因情欲而生的仇恨冲破了温雅的友情，使他们无意中“合杀”了共同爱着的女人晓印。 “无意识”中具有原始冲动的“杀机” ，平时被“意识”所遮掩，但当周围的环境无碍本能欲望的发泄时，无意识中早期因爱而生的嫉恨冲破意识的束缚，呈现出不合伦理的行为和情感。长篇小说《婚事》是典型地用精神分析学中变态心理的理论来结构和想象人性的故事。小说以吴霭密的婚姻选择为表面线索，带出一个精神变态者杨秀常杀妻和一个精神病医师恋爱的悲剧。生活中，秀常鼓励妻子关心弟弟秀纲，却又经常梦见妻子和秀纲的不轨行为。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 、 “自我”与“超我”的斗争此起彼伏，他认为三者的失调乃至破坏，造成精神崩溃，危及人格的发展^[45]，导致了“杀妻”行为。小说从变态、杀妻、发病到治愈的过程，几乎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生动再现，而到《彼岸》中的“我” ，在严格解剖自己精神病症的信念中，更是充溢着对弗氏理论的诚服。

弗洛伊德理论对徐訏的影响，更具体地表现在关于“梦”的解析上。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将梦的解析作为“理解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捷径。 ”是无意识的最真实、最典型、最生动的表现，人平时压抑的本能冲动在梦中可以获得充分松弛，梦是潜意识的呈现和未达成性欲的伪装，是现实中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因此，梦往往反映出个体最本真的欲望。徐訏也认为“这种歪曲的思想叫作附合思维，这种附合思维特别见于梦境，成为梦的象征” 。^[46]他把创作视为内心深处真实而永恒的“梦” ， “有人在世上求真实的梦，我是在梦中求真实的人生。 ”^[47]在远离现实的超经验世界中，营造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世界。

在具体的创作中，徐訏主要通过写“梦”的无意识，荒诞的联想、大幅度的时空跳跃，把隐秘的心理活动形象化，达到解析“梦”的目的。且不说他关于人鬼和人神奇恋的表现中，多次使用了梦境的中介。在他一些比较现实的创作中，也同样借助梦境或幻觉的书写，探究人物的潜意识活动。 《园内》教师多次在花园里邂逅一个漂亮女孩，然而这只是一个可见却不可近的魅影； 《歌乐山的笑容》中林学仪在太太死后才想起她生前“凄艳而幽冷”的笑容，诡异得如同多年前经过歌乐山溪流时常看到的少女鬼魂。其他如《彼岸》 、 《幻觉》 、 《离魂》 、 《灯》中都有类似的幻觉或梦境的描写，以表现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压抑。 《巫兰的噩运》中年已半百的“我”与儿子女友帼音的乱伦之爱，就始于荒诞的梦境，其间所隐含的“恋母” 、“恋父”的情感的缺失与补偿，体现了弗洛伊德以“梦”探讨深刻人性的理论命题。即使是现实意味浓厚的《风萧萧》 ，疑云密布的间谍小说，表现的是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上海“孤岛”中、美、日三方在谍报战线上的矛盾和斗争；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人公的三个梦，复杂而细腻地展现了人物隐秘的内心，这几乎都与做梦前一天发生的事的残存记忆或暗示有关。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运作过程与梦前二十四小时的记忆有关，通过梦这条秘密通道，探究人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突，所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正是基于弗洛伊德理论而展开的细腻的心理分析与丰富的哲理意蕴，使徐訏小说得以脱离一般的通俗小说在表现奇情或间谍题材时，可能出现的低俗倾向，而获得了厚重的小说内涵。

因为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徐訏的小说也十分注重人物创伤性记忆的心理分析。在弗氏看来，精神病起因于人的心灵创伤。病人因刺激而产生的记忆，在幻觉中不断浮现而引发精神疾病的发作，损伤存在于反复经受折磨的观念意识当中。徐訏小说有许多采用了回忆性的倒叙结构，他心灵道路中阴暗忧郁的底色，在小说中被反复叙写。自身童年的创伤记忆，包括父母离异的疼痛，寄宿学校的孤独，都使他的后天性格中有着敏感、忧郁、孤独的气质。 “每次我回想到我的小学生活总是觉得实在很不正常，后来凡看到进步的小学，处处注意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的，我往往非常羡慕，但是我竟无法回到小学生活去了。 ”^[48]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心理的创伤铭刻在生命记忆的最深处，对一个人个性气质的形成和一生的精神走向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风萧萧》中的青年哲学家“徐” ， 《鬼恋》中的“我” ，到《江湖行》中的周也壮， 《彼岸》中的“我” ，再到《时与光》中的郑乃顿，他们都是孤身一人，游荡漂泊在繁华热闹的都市中；老少恋的《女人和事》 ，夫妻同床异梦的《秘密》 ，以及把妻子作为升职工具的《笑客》 ，都体现出徐訏对现实生活和爱情的创伤性记忆。史蒂芬太太、野凤凰、尤美达等内蕴的母性情怀；也遗留有作家儿时对母亲的敬佩和依赖。在关于家庭的叙写中，儿童基本上是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如《后门》中的阿琳、 《花神》中的银香、 《爸爸》中的史济光等，都遗留有作家童年记忆中深刻的孤独感。创伤性记忆甚至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构成了小说丰富的心理体验层面。 《旧神》中的微珠基于程协旦始乱终弃而采取的报复； 《鬼恋》中“鬼”因为革命的背叛而对现实人生的厌弃等，通过人物生命历程中的伤痛记忆，为他们特异的人生姿态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对于创伤性记忆而言， 《炉火》显然是更为直接的诠释。通过画家叶卧佛从精神病院回家后寻画引起的回忆，揭示出他一生四次恋爱婚姻的不幸，使他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幻灭，形成了爱情虚无和“仇女”的心理。这种创伤性记忆的折磨，让他对儿子执意同韵丁结婚、十分恼怒。他开枪打死儿子，最后纵火自焚。在精神错乱的时空中，基于创伤性记忆的潜意识流动在小说中具有了结构性功能，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艺术手法或技巧，凸现人物的受压抑状态，体现着精神分析的“深层结构” 。人物置于极端的处境，在一种非常态的情感体验中，透视他们的灵魂。

徐訏的创作，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时代脱节，而且对弗氏理论的过多演绎，使徐訏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有雷同之感，编故事的痕迹比较明显。但他从弗洛伊德理论出发，表现出的对人性的汲汲关爱，从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看，是与其现代性进程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