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说创作与徐訏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异域元素影响

一　奇幻的异域风流

徐訏1936年赴法之前，一直以“共产主义”的信徒自称，他创作了《禁果》 、 《郭庆记》 、 《犹太的彗星》等关心底层人民的疾苦和反抗的小说，可见出其早期思想中的共产主义倾向。但事实上，徐訏这一时期与林语堂、邵洵美、陶亢德等自由主义作家往来频繁， 1934年，在散文《威尼斯之月》中，就当时社会热议的“如何保存本土文化”的话题，对胡适大加赞同，由此体现出自由主义思想的端倪， “那么何不把问题弄得简单一点，说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化好了。 ”^[4]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徐訏后来的法国之行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绝非一次突变。在他的思想发生质变之前，在与自由主义一派的逐步接触和共鸣中，他已经积聚了疏离革命运动的信念。对于与自由主义关系密切的浪漫主义文学，赴法之前的徐訏也极为赞赏。早在创造社与文研会论争期间，对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和恋爱小说给予很大的推崇，并多次表白“我喜欢浪漫主义” 。^[5]如果撇开徐訏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不谈，当初他选择信仰共产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中国青年救国救民的浪漫理想，在这一点上与他选择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文艺观中有自由主义的影响，如反对文艺成为政治工具，主张文艺的功利和娱乐是相辅相成的。他爱好编造能令“聪明人接受”的“艺术的谎语” ，追求艺术美的微醺情绪，钟爱想象与情思的天地，他认为文学乃是心灵的产物，不必太受现实和观念的拘泥。这为他之后远赴法国，接受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理想，在主观层面准备了条件。留法期间，徐訏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原著，以致“带了两箱子书回国”^[6]，他根据自身需要与喜好吸收了法国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特质，他的小说浓烈的奇幻色彩与异国情调，与他所欣赏的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先生承认，早期作品浪漫色彩较浓，主要是受梅里美的唯美主义影响。 ”^[7]在梅里美的启示下，留法期间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徐訏的小说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光彩和情调。

梅里美和徐訏的小说经常被称为“传奇小说” ，因为传奇文学“最大特点是现实性和浪漫性的结合” 。法国作家梅里美是法国19世纪文坛的特殊存在，他的小说创作并不丰厚，但却是与雨果、巴尔扎克等齐名的伟大作家，这不得不归功于其作品的独特魅力。从主体接受的角度看，徐訏和梅里美一样，生性纤细敏感、沉默寡言，有着腼腆拘谨的内倾型气质；两人在大学期间表现出狂热的求知欲，哲学研究和语言学习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这使他们知识广博，学养丰富。 “随后，他又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甚至还尝试过巫术。 … …因为这种狂热的自学，梅里美竟在短短几年工夫内，贮备了他一生汲取不尽的知识的源泉。 ”^[8]徐訏自述在北大期间“知识欲非常旺盛，好胜心很强，于是开始一个长长的时期狼吞虎咽的阅读” ，^[9]因为希望读原文的名著，徐訏学了五种外语。这些契合点构成了徐訏关注梅里美的基点。从客观上看，两人所处的文学时代都是浪漫主义方兴未艾，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开始压倒浪漫主义的时期，所以其创作兼有两种思潮的特色。梅里美开始创作时，正是法国浪漫主义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欧洲文化生活主流的时期，他是浪漫派中的“黑衣骑士” ： “直到现在为止，梅里美显然是年轻的浪漫主义派里面的一个最激烈、最聪明的学徒。 ”^[10]但他在大学期间又与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有深挚的忘年之交，当年的司汤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梅里美接受了他的影响，对现实主义有着不一般的情感；在梅里美异国题材的小说中，既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虚伪和自私的揭露，也有对没有受资本主义文明影响的粗犷、勇敢的社会风俗和性格剽悍、淳朴的人物的赞美之情。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梅里美小说呈现出丰富的样貌。这也是徐訏小说比较突出的特点。徐訏多次表白自己“喜欢浪漫主义” ，但又认为写实的方法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我自己对写实主义则是不满足” ，^[11]因此，他说“伟大的小说必须兼具浪漫主义的气魄与写实主义的手法” ，^[12]由此可见其与梅里美在创作理念上的投合。

当然，徐訏并不仅仅因为欣赏梅里美而去摹仿，而是相似的时代背景，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力。虽然两人的创作有着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差，但中国社会近代历史发展相对滞后，所以梅里美当时所面临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兵戈相见” ，在中国恰恰出现在徐訏创作的时期。特别是徐訏“到了欧洲后，细读了一本史达林清算托洛茨基的《审判记录》 ，从此扭转了我的态度。 ”^[13]早先共产主义信仰的失落，使徐訏很快转向西方的民主自由，开始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并对浪漫主义的传奇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徐訏有着“别样风格”的小说，又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因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按照假想的逻辑，构造形象，以表现作者的理想与希望”^[14]。徐訏的浪漫主义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采用浪漫的传奇技法来抒写心中之志，形式虽是奇幻荒诞的，用意却直指人间百态。特别是从《风萧萧》开始，浪漫离奇的故事情节，开始渗透了与社会责任相符的现实主题，体现出徐訏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的创作风格。

梅里美在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小说家中独树一帜的风格，来自于他丰富的异域文化体验。梅里美曾经到西班牙旅行，并自述此次旅行拓宽了他的文学视野，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犹如西班牙在梅里美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法国之行，文学和哲学的精神也很快渗透了徐訏的精神结构，激发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情绪。梅里美异域风貌和传奇色彩的叙事元素，在徐訏赴法及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小说中频繁出现。 “法国情结”使徐訏早期相当部分作品是以外国生活为题材，充满着好奇与探索的精神。以异国他乡为背景的浪漫爱情传奇，旅行中抽象的美妙幻想，在作品里扮演着中心角色。由此所造就的奇幻之美和神秘之美，是徐訏这一时期小说最基本的审美追求，也是他对中国二十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开拓。 《阿拉伯海的女神》 、《吉卜赛的诱惑》 、 《荒诞的英法海峡》等与早期普罗文学截然不同的作品，开启了徐訏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浪漫文学之旅， “我愿意追求一切艺术上的空想，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 ，^[15]在关于异域文化的想象图式中，浩瀚地中海的巫女、华丽的游轮、神奇的海盗岛构建了奇幻迷离的小说世界；奇特的人文景观、宗教信仰和女性书写是他异国想象的对象；由奇情、奇恋抒写人世间的悲情，讴歌理想的人性和爱，成为贯穿他此后小说的主旋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凌河认为徐訏小说代表着“西方浪漫派的模式”^[16]。

徐訏和梅里美一样，异域的想象主要是在第一人称或旅行者视角中，表现浓郁的异国风土人情。 “第一人称”叙事不仅深受十九世纪作家的青睐，更是主情的浪漫派小说普遍钟爱的方式。以“我”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全然不同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它便于将作者、叙事人、人物集中起来，突出叙事主体，这种叙事策略与作家本人追求内在精神自由的审美情趣是密不可分的。在梅里美小说中，与第一人称叙事相交织的是“旅行”在故事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旅行中，国界的跨越就如悬浮的舞台，使异域的神秘风情的表现成为可能。梅里美的《卡门》 、 《伊尔的美神》 、 《夺堡记》等，都是把“我”作为一个现实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以个人的游历去发现见证人生的奇境。富有传奇色彩的异域题材，通过“我”的讲述，展开小旅店悲凉古怪的曼陀铃曲调；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晚钟浴女；伊乐小镇新婚之夜的神秘谋杀案；月光下古战场的堡垒以及金戈铁马的厮杀。梅里美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也是徐訏在小说中常用的，因为强调文学创作的内向性，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所以主张“在第一人称里表现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与情感” 。^[17]1936年，写于赴法途中的《阿拉伯海的女神》是徐訏第一篇浪漫主义小说，以旅行者身份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奇丽的情调，串联起神话、梦幻和民间传说，演绎了一段扑朔迷离的“人神之恋” ，透露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的奇幻倾向。(www.xing528.com)

第一人称视点下的异域情调，个体面对客体体验到的别样的冲击，是作家审美情趣和倾向的表达。异国的生活积累，在徐訏回国后的《荒谬的英法海峡》 、 《吉普赛的诱惑》 、 《犹太的彗星》 、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作品中，同样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但徐訏和梅里美一样不能满足仅仅是表现异域的风情，而是渴望着在曲折动人的情节和瑰丽的梦幻想象中探讨人类乌托邦的理想。这集中表现在他四十年代创作的《吉普赛的诱惑》中，还是自白式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充满浓郁地方色彩和异域风情的氛围中，表现现实人生与理想人生的冲突，世俗物欲与自由心灵之间的冲突，充溢着内在的生命激情和理想化的情感。在这篇小说中，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是自由的象征，她们不为名利所役的生命形态，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映照出现实生活的“非人性” ， “自由是人生的基本要求，幸福的本质是自由。 ”^[18]人类究竟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能否自由选择生命的存在形式，这也是梅里美在《卡门》中探讨的终极之问，卡门“自由就是一切”的绝对追求以及以生命抗争的悲剧化的结局，隐喻着一个关乎人类自由的理想世界的遥不可及。

在人物形象神秘化、性格追求理想化的一面，徐訏所受到的梅里美的影响更为鲜明。异国他乡的传奇人物，有着非凡的个性魅力，他们以生命的代价追求自由的理想主义色彩，凸显出作家对完美人生的乌托邦幻想，这使小说弥漫着叛逆和悲情的基调。徐訏和梅里美理想化追求的基础，是对世俗腐朽社会的不满。文学批评家圣博夫评价梅里美：“梅里美不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他不敢肯定魔鬼不存在” 。^[19]梅里美虽然经常出入上中流社会，但却对他们的道德嗤之以鼻，有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个性化追求，这使他的人物塑造独树一帜。 《伊尔的美神》中，古代青铜器美女神秘阴冷，梅里美用一种近乎暧昧的态度，表现了她身上超自然的力量，人物在小说中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作者由此将漫长历史而产生的内心压抑感与人的现世感情的碰撞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他对世俗生活的质疑。徐訏在《谈鬼神》里也说： “但是我是希望有鬼神的” 。^[20]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徐訏早年对革命和改造现实充满热情，但一系列的变故使他对现实人生开始抱着怀疑的态度，并在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中，表达其对世俗社会的不满和超凡入圣的人生追求，这种表达主要通过其小说中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形象或是鬼神形象完成的。 1937年的成名作《鬼恋》 ，在神秘凄艳的小说氛围中，女“鬼”的形象美得可怕，且行踪不定，在富有悬念色彩的“人” 、 “鬼”的变幻中，带出是革命的背叛导致的“女鬼”的辛酸人生，表达的是徐訏对现实革命的深刻失望。对美艳如花的“鬼”的形象的迷恋，是“我”也是作者的一种精神幻象， “实乃社会与个人无可奈何的反应。 ”^[21]而在1941年《荒谬的英法海峡》中，徐訏则进一步设计了乌托邦幻境中的海盗形象，勾画出大同世界的生活蓝图，寄寓了作者对合乎自然与人性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就如颇有邪恶堕落之气质的卡门，代表着人性自由的最高境界。“社会不过是为一个一个人便于生存的集合，所以社会必须是为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幸福而存在，一切社会的设施与制度必须以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幸福为原则。 ”^[22]但无论是徐訏还是梅里美，都将这种精神幻象的最后结局，定格于悲剧。梅里美的主要人物最后通向的是死亡，无情的死亡默默无言，传达着作者对世俗世界的傲然。在小说结局的处理上，徐訏也表达着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坚定： “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 ”^[23]幻想的世界和真实的人生，终究无法和谐。徐訏的“人鬼之恋”注定是一场不能成为现实的梦，最终留在心中的只是惆怅和无尽的哀伤。 《鬼恋》 、 《阿拉伯海的女神》 、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 《盲恋》都以主人公的自杀，成全理想中的爱情，净化人的灵魂， “浪漫主义在追寻完美失败或失望之后，也常常回到现实中的我，这个我的所有，往往也只是一些感伤的空虚的感情，或者是在完美追求的过程中的一些幻象。 ”^[24]犹如卡门的“自由之旅”的失落，在世俗的社会中， “人鬼”之恋的自由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从美学角度考量，梅里美对徐訏的影响还体现在小说奇异性所产生的审美上的距离感，因为传奇小说的传奇性或奇幻性体现在审美效果上，就是陌生感和奇异感。在法国浪漫派小说中，梅里美偏爱那些恐怖的或是神秘的题材，但他的叙述却始终是质朴平稳的语调，不表现任何愤怒或其他激烈的情感。他平心静气地讲述着各种凶恶、卑劣、淫邪， “一切的激昂都使他生厌，他赞成原则而反对狂论。 ”^[25]他虽然总是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文本中，但他又能够超脱他所描写的以及在读者心中所激发的情感。即使是惊心动魄的场景或少见的悲剧，梅里美也总是以平静的方式使自己与这一事件保持相当的距离。 《高龙巴》中，在科西嘉岛人残酷的血亲复仇中，梅里美恰当地穿插着大量的古代艺术与历史典故，暗示着作者冷静的叙事视角和平缓的叙事节奏，拉开与小说人物的距离。香港学者刘以鬯说读徐訏小说时说： “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26]，事实上也是指出了徐訏小说因为奇异而产生的距离美，虽然故事离奇，但徐訏始终保持着一种舒缓从容的节奏，早期浪漫主义夸张而炙热的风格在徐訏的小说中被稀释，呈现出朦胧迷离的距离美。与作家自身对哲学的倾心相关联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理性而儒雅的知识者，如《风萧萧》中的哲学家， 《一个精神病患者》中的医生，或是《痴心井》中的作家，在冷静的视角中，展开故事的叙写，风格沉静稳重。这种间离的审美效应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表现。如前文所述，内倾型的性格，不擅长于激烈的倾诉和表达，是其一。其次是两位作家对宗教的态度上，见出他们是拒绝浪漫主义中的狂热情绪的。梅里美虽然对各种宗教和巫术抱有浓厚的探寻兴趣，但他没有对某一种宗教产生过狂热。朗松在谈及梅里美和司汤达时说： “他们两人都是冷淡无情的，都是观察者；… … ”^[27]徐訏晚年回顾时也说： “我一生因为很难对什么发生‘信仰’ ，所以有时很感到空虚。 ”^[28]两人都喜爱宗教，但又没有单一地去信仰某种宗教。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饶有兴致地观察和体味宗教，这使他们没有沾染宗教的狂热情绪。另外两人都是属于学者型的作家，梅里美对考古学和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期间，也是他孜孜不倦地奔忙于各地，从事历史和考古研究的时期，所以他小说中的叙述者经常是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徐訏则一直对哲学和心理学抱着热情的心态，他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并转心理学系读研究生，由此培养了理性善思的思维习惯，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则喜欢冷静客观的表述方式。徐訏以现实中极为少见的奇人异事，或是异域的梦想中追寻理想，或在鬼神奇境中获得某种奇幻，既给人新鲜的感觉，也使自己与审美对象之间有一种距离感，这种审美的距离感同样也会传达给读者，并大大强化其作品的间离效果。 《初秋》中外表庄重的力先生把自己和儿子同做舞女史玲玲的情夫，安排得十分圆满，对如此荒唐之事，作者并未予以怒斥，反而以平和的口吻，一再声称“大家还是很幸福的” ，内里却暗伏对荒唐现实的讽刺。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梅里美早期小说《达莽果》 ，白人船长用最新的科技禁锢黑奴，既是人贩子又是非洲武士的达莽果复杂的人性，梅里美都只作客观叙述，不加褒贬，但又包含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文明。

作品是作家灵魂最生动的映照，徐訏法国之行及之后创作的浪漫与奇拔，呈现的是在剧烈动荡的大时代中，他心灵的不安、躁动与探求，尽管期间有某种反差和变数，后期的小说情节不再像早期那样频繁与“鬼”纠缠，小说的情调也渐趋现实，但从总的方面看，依然存在的诡异神秘的氛围，能见出梅里美小说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