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
在文学的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在接受和影响的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接受了哪些国家和民族的作家的影响,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可否出现过“误读” ,是否产生过“变异” ?如果把“接受”看作影响的开始,把“误读”看作影响的过程的话,那么“变异”则应当是影响的结果。因为一个经过了“误读”的文学已经改换了被接受前的原始模样,一个经过了“误读”的文学已经脱胎换骨,转换成一种新的本土化的风貌。曹禺先生曾说: “学习别人的东西,要善于‘化’ ,不能墨守成规。不要把别人学像了,把自己丢了,要学别人的‘似’ ,不要丢掉自己的‘真’ ,把自己的‘真’丢掉了,留下的就只有‘似’了。 ”[47]
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时,施蛰存指出:
对一些新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拿来为我所用。不过有一点不能忘却,这就是别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是在写反映中国国情的作品。如果在创作中单纯追求某些外来的形式,这是没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认真吸取这种“进口货”中的精华,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随后才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48]
在施蛰存的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影响和施尼茨勒的影响,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小说是中国的,他笔下的人物是中国的,他笔下的背景是中国的。中国的元素,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题材的元素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 “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掉的。 ”[49]施蛰存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实践的。
我们先看《梅雨之夕》 ,小说写的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在下班后雨中步行的遭遇,并通过与一位既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女子并肩而行的经历,较细微地刻画了这个职员内心的变化和内心的感受。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影子依稀可见。然而,读罢作品,读者所感受到的却是味道极浓的江南风情: “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 ”一句简洁的开头,就将读者带入江南的夏日最具特色的梅雨季节之中,并引领读者在绵绵的梅雨中,细细品味主人公微妙的内心世界。艺术手法是外来的,人物和景色是本土的。外来的东西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土壤之中而不见斧凿的痕迹,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
我们再看《夜叉》 ,作品描写一个人为了处理祖母的丧事所经历的遭遇:丧事完毕后,他乘船游玩时,发现了另一只船上的白衣女人。在淳朴的乡间,这个白衣的女人引发了他无数的遐想。他想到此地传说中夜间出来杀人的夜叉,他想象这个白衣女子就是夜叉的化身。晚餐后,借着酒劲,他一人独自进入山林,又见到了那个白衣女人。于是,带着幻想,带着恐惧,带着好奇,他跟随着女人,并最终扼住了她的喉咙。待他清醒过来后,才发现自己杀害的不是什么夜叉,而是一个聋哑的乡下女人。于是,恐怖、烦扰、慌急,便一直伴随着他忐忑不安的生活。从心里分析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较为出色的心理分析小说。整个作品的故事情节绝大多数由这个人的口述完成,读者也从他的讲述中洞视了他见到“夜叉”前后,杀死“夜叉”前后心理演变的过程。但是,这个恐怖的故事却发生在杭州,发生在施蛰存的故乡。在主人公的身后,是作家所熟悉的山山水水:
葬事完了之后,我还不想走。我特地写信到上海来继续告十天假,我想趁此在乡下再休养一会儿,游山玩水,也是难得的机会。我又从西湖图书馆里去借了许多关于这地方的掌故书来看。从松木场到留下镇,这十八里西溪沿岸,是尽有着许多幽幻奇秘的胜迹足够我们搜寻的。竹林里的落日,山顶上的朝阳,雨天峰峦间迷漫着的烟云,水边的乌桕子和芦花,镇上清晨的鱼市,薄暮时空山里的樵人互相呼唤的声音,月下的清溪白石,黑夜里远山上的野烧,啊,你没有到过那里,你不会想象得出那里的美景来的。[50]
西湖、松木场、留下、西溪,竹林、鱼市、樵人,落日、朝阳、月下,这一切都在告诉读者,这个用西方的艺术手法完成的作品是中国的,是民族的,而作品中关于夜叉的传说也出自中国的典籍。脚踏民族的土地,汲取外来的养分,融中外于一体,使其民族化、本土化,表现出作家对借鉴与创新的不倦追求。
在施蛰存的外来文学本土化的探索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莫过于作品集《将军的头》中的几个短篇: 《鸠摩罗什》 、 《将军的头》 、 《石秀》和《阿褴公主》 。有学者认为, “除了《阿褴公主》外,其余三篇都是用弗洛依德主义来重新阐释古人古事的,与原来的历史和人们的固有理念大相径庭,可谓新历史小说。 ”[51]
鸠摩罗什是后秦高僧, 7岁时跟随母亲出家。在他的内心世界,一直被两种欲望所折磨:一是通过自己的禁欲苦修,恪守清规戒律,皈依佛主的教训,到达理想的境界,修成正果。二是每当看到美若天仙的表妹,就无法控制自己蠢蠢欲动的激情。一方面,他成为一名大智僧人,另一方面,他又破除戒律,将美貌的表妹娶为妻子。在到达长安之前,随着美丽妻子的死去,他似乎看破了红尘,似乎四大皆空,似乎真的要以一个大师的身份诵经论法。然而,在京城的第一次讲经,就因看到一位娇艳放荡的妓女而无法自拔。在不断浮现在眼前的对亡妻的幻觉中,他过着矛盾而痛苦的生活,只有通过吞针来减轻内心深处的罪孽。
施蛰存认为: “《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 ”[52]用现代人的说法,写的是灵与肉的冲突,是作为僧人的鸠摩罗什和作为凡人的鸠摩罗什的冲突。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鸠摩罗什深陷其中难以自制。用西方现代心理学即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诠释,本我的他有着一个男人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原始的本能和欲望。对异性的爱,对表妹的追求是“以快乐原则为指导”的本我的体现。而这种原始的欲望同以“维护自我生存为目的” ,以“趋利避害为指导原则”的自我遭遇时,势必遇到以“道德原则为规范”[53]的超我的制约和限制,进而演变成不可避免的本我与超我的激烈碰撞,灵与肉的尖锐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一方面受到本我的撞击,一方面又面临着超我的压制和阻挠,往往陷入两难的痛苦境地。在前往东土的路途上,鸠摩罗什一方面观赏着妻子的美貌,一方面反思着自己破戒的行为;一方面不想放弃成佛的梦想,一方面无法释怀对妻子的爱。在道与俗之间,在神与人之间,他始终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而当妻子患病死去,掏空了他心中的欲念,待他达到超我的境界时,一个妓女的闯入又将他打回本我的深渊,集修行、爱情和不忠三重人格于一身。超我的目标没有实现,相反, “对妻子的爱情和无法泯灭的欲望”却把“一个大智的得道高僧还原成普通平凡的人。 ”[54]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 《鸠摩罗什》似乎已经远离了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现代小说, 《鸠摩罗什》的确是作家运用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所创作的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这里,我们无须顾及作品在历史细节上的真实性,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施蛰存在接受外来影响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本土化的处理。小说的艺术是西方的,小说的故事却是东方的;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诠释是西方的,小说中的人物却是东方的。凉州、长安、黄河、秦王、大漠,乃至京城的市井民风,无一不是东方,无一不带有浓郁的、色彩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元素。正是这鲜明的民族文学的元素,使《鸠摩罗什》这个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架构起来的作品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儿十足的国货。
《将军的头》写的是唐朝广德年间,一位名叫花惊定的将军奉命率领部下前往边境抵抗吐蕃人的进攻。花将军不是纯种的汉族人,他的爷爷是吐蕃人,奶奶是汉族人。虽然他已经入了大唐的国籍,但从小就听惯了爷爷大讲吐蕃风情、习俗和宗教的花将军,内心深处依旧燃烧着吐蕃人的火焰。于是,这个身经百战,骁勇善战的、带有吐蕃血统的大将,便带领一支汉族人组成的骑兵队踏上了征途。在他的眼中,瞧不起汉族人。因为把手下的士兵训练成勇敢的武士容易,但要想管住这些贪得无厌、骄奢淫逸的汉族兵却十分的困难。经过漫长的行军,部队到达了大唐的边界,吐蕃人近在咫尺。一次,一个骑兵试图对一名武士的妹妹不轨,花将军为严肃军纪,将那个骑兵的头砍下来挂在树上。但武士的妹妹则认为花将军过于严厉。战斗中,花将军与一员吐蕃大将厮打在一起,他们同时砍下了对方的头。花将军手中的人头露出了笑容,而吐蕃人手中的人头却流下了眼泪。
如果说《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和爱的冲突”的话,那么《将军的头》所表现的则是“种族和爱的冲突。 ”[55]并将这种冲突贯穿于小说的始终。由于自己的身上流淌着吐蕃人的血液,由于自己是半个汉族人,因此,自从接到前往边境,讨伐吐蕃的命令之时起,背叛朝廷还是背叛祖国的矛盾就一直在煎熬着花将军的心。一方面,他训练手下的武士效忠大唐帝国,一方面,他的眼前不时幻化出爷爷所描绘的正直骁勇的吐蕃武士;一方面,受命于朝廷远征吐蕃,一方面,又真心希望不与祖国的战士为敌;一方面,对朝廷派自己这个吐蕃人去攻打吐蕃心存疑虑,一方面,又怕不服从命令被革职。复杂矛盾的心里难以言表:
将军抬起头来,空蒙的灰色的天上,一只疾飞着的鹘鸟,冲着雨云向西方投奔去了。将军不觉得长叹一声。
“羱羝之神啊,我岂肯带领着这样一群不成材的汉族的奴才来反叛我的祖国呢!我已是厌倦了流荡的生涯,想要奉着祖父的灵魂,来归还到祖国的大野的怀抱里啊。崇高的大赞普啊,还能够容许我这样的人作为祖国的子民吗?我虽然只有着半个吐蕃的肉身,但是我却承受全个吐蕃人的灵魂和力量。只要大赞普的金箭肯为我留着一支,我是很愿意奉受征调的啊。在我,在卑贱的汉族里做一个将军,还是在英雄的祖国的行伍里做一个吹号兵为更有光荣些。嗳!你们,贪渎的蠢人呀,当你们开始向实现你们的梦幻的时候,那已是你们的最后了。 ”[56]
至此,花将军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的心理已经由一名汉族大将转变为一员吐蕃斗士。然而,见到武士的妹妹后,他的心理又产生了变异。一方面,经武士妹妹的提醒,使他对处死的骑兵产生了恐惧。一方面,武士妹妹的闯入,使这个30多岁的男子汉萌生了爱情。使他刚刚燃起的对祖国的情转移到了对一个大唐少女的爱。命运再度将他抛向两难的境地。幻觉中,他仿佛看见少女被骑兵夺去贞操,幻觉中,他觉得那个侮辱少女的人是他自己。战场上,他被吐蕃人砍下了头还依旧战斗,直到在少女的耻笑中方才倒下。这种因性爱所导致的心灵变异,就这样被作家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一个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手法创作的小说,使一个以描写中国古代战争为题材的作品蒙上了一层现代艺术的色彩。一个流淌着西方文学血液的小说,在施蛰存的笔下演绎成一个中国文化色调浓郁的现代历史传奇。故事的时代是中国的唐朝,故事的背景是唐代帝国与吐蕃国的战争,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身兼汉族和吐蕃双重血统的将军。唐代帝国的民风民俗,一员大将在战争前后的心理变化,由于西方文化的融入而变得怪异,变得充满魔力,变得充满了神秘,使读者在看到作家如何受其影响的同时,更重要地看到了如何摆脱影响。
《石秀》是施蛰存所创作的又一篇“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 ”[57]作品取材于施耐庵所著《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 。写的是好汉石秀借宿杨雄家中,偶然之中发现杨雄之妻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染上私情,并与杨雄一道将奸夫淫妇处死的故事。杨雄杀妻,源于潘巧云的不贞,故在情理之中。石秀宰杀潘巧云,动机何来?从原作的表层上,是为了维护哥哥杨雄的一世英名,是为了不使杨雄的一世英名毁于这个淫妇之手。这样一个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到了施蛰存的笔下却演绎成一个为情欲所主导的杀人犯、虐待狂。
在《石秀》中,作家“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 ”[58]施蛰存认为,他的作品里“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一个人是有多方面的。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内心斗争中的一个意识胜利之后才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的背后,心里头是经过多次的意识斗争的,压下去的是潜在的意识,表现出来的是理知性的意识。 ”[59]就是说,在石秀怒杀潘巧云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意识”是为了不辱没杨雄哥哥的一世英名,而被压制在深处的则是潜藏在石秀心底的对这个柔情女子的疯狂的爱欲,是满足爱欲和兄弟情分之间激烈而痛苦的心灵搏杀。
与施耐庵的原作相比, 《石秀》在情节的宏观布局上没有大的差别:留宿在杨雄家,遇到美貌的潘巧云,发现哥哥之妻与和尚裴如海有染,与哥哥一道杀死奸夫淫妇。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框架下,施蛰存却只借用了原作的“形” ,所还原的却是原作的“魂” 。就是说, 《水浒传》中的石秀写的只是“表” ,而施蛰存笔下的《石秀》所写的则是“里” 。“‘表’与‘里’的结合,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石秀。 ”[60]小说中,作家用了大篇幅的心理活动展示了石秀对潘巧云由“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 ,到“因为爱她,所以想杀她”的过程,惊心动魄地消解了一个英名盖世的梁山好汉形象,使其还原成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在描写石秀初见潘巧云的感受时,作家写道:
他所追想得到的潘巧云,只是一个使他眼睛觉着刺痛的活的美体的本身,是这样地充满着热力和欲望的一个可亲的精灵,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的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鸩酒。非特如此,时间与空间的隔绝对于这时候的石秀,又已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在板壁上晃动着的庞大的黑影是杨雄的玄布直裰,而在这黑影前面闪着光亮的,便是从虚幻的记忆中召来的美妇人潘巧云了。[61]
然而,潘巧云毕竟是自己兄弟杨雄的妻子,朋友妻,不可欺。石秀既悔恨自己与杨雄结义,不然的话就可以将美人据为己有;又悔恨自己为何不早上梁山,那样就不会遇到这个美人,也就断了这个念想。
在描写石秀与潘巧云进一步接触时,作家写道:
石秀沉吟地凝看着潘巧云的裹着艳红色裤子的大腿,嘴里含满了一口粘腻的唾沫。这唾沫,石秀曾几次想咽下去,而终于咽不下;几次想吐出来,而终于吐不出来。而在这样的当儿,虽然没有正眼儿地瞧见,石秀却神经地感觉到潘巧云的锐利的眼光正在迎候着他。并且,更进一步地,石秀能预感到她这样的眼光将怎样地跟着他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而骤然改变了。[62]
此时的石秀,虽然在理性的意识中还在顾及着与杨雄的兄弟情分,而在潜在的意识当中,已经对潘巧云发展到“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的阶段。梁山好汉的英雄面孔正在一点点淡去,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欲火炎炎的雄性面孔。
在描写石秀得知潘巧云与和尚的私情,并怒杀和尚之后,作家写道:
在这一刹那间,石秀好像觉得对于潘巧云,也是以杀了她为唯一的好办法。因为即使到了现在,石秀终于默认自己是爱恋着这个美艳的女人潘巧云的。不过以前是抱着“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的思想,而现在的石秀却猛烈地升起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这种奇妙的思想了。这就是因为石秀觉得最愉快的是杀人,所以睡一个女人,在石秀是以为决不及杀一个女人那样的愉快了。[63]
正因为如此,才有后面石秀与杨雄对潘巧云及其丫环的血腥的屠杀场景,才有石秀在屠杀之后所感到的快慰,才有看到很多乌鸦在啄食潘巧云的心脏所想到的“美味儿” 。至此,梁山英雄的形象在人们面前消逝了,好汉的义举也演变成情欲的奴隶。
一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段故事,被作家赋予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一个充盈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中国小说,却始终没有脱离本属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题材是中国古代的,人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故事的发生地在中国,故事中的风土人情亦是中国的。作品中,不但对潘巧云的体态和衣饰的描写是中国的,即便所流露出来的“最毒不过妇人心”等有关“女人就是祸水”的文化观念也是本土的。而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心理手法所刻画的石秀,也未能脱离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这一切都如作家所言: “文学无所谓舶来品,中国人用中文写的东西都是中国文学,即使写的是外国人,也是中国文学。 ”[64]
作为走向世界文学的尝试者,施蛰存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中,始终没有放弃对外来空气的汲取,对外来影响的接受。与此同时,在接受和借鉴的过程中,他又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融外来文学的营养于自己的文学实践之中,使其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上开放出新的花朵。 “他有洋味,他欧化,但又始终掺合着由江南城镇风物凝结成功的那股民间气息。 ”[65]
【注释】
[1]施蛰存(1905 — 2003) :浙江杭州人。
[2]林祥主编: 《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138页。
[3]查明建: 《施蛰存的文学世界与比较文学精神》 ,见《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第47 - 48页。
[4]吴福辉: 《施蛰存: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 ,见曾逸主编: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279页。
[5]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陈子善,徐如麟编选: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第697页。
[6]施蛰存: 《老古董俱乐部・引言》 ,见《老古董俱乐部・施蛰存译文集》 ,施蛰存译,陈子善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93页。
[7]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陈子善,徐如麟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第697页。
[8]施蛰存: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3页。
[9]施蛰存: 《我的生活创作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5页。
[10]施蛰存: 《我的生活创作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4页。
[11]施蛰存: 《我的生活创作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5页。
[12]施蛰存: 《我的生活创作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5页。
[13]施蛰存: 《我的生活创作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4页。
[14]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见施蛰存: 《往事与随想》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46页。
[15]施蛰存: 《我的生活创作之历程》 ,见《施蛰存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84页。
[16]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见施蛰存: 《往事与随想》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46页。(www.xing528.com)
[17]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见施蛰存: 《往事与随想》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45页。
[18]李明非: 《田山花袋》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年,第1001页。
[19]陈德文: 《关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见田山花袋: 《棉被》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20]陈德文: 《关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见田山花袋: 《棉被》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21]张英伦: 《左拉》 ,见《外国名作家传》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第679页。
[22]施蛰存: 《我的第一本书》 ,见施蛰存: 《往事与随想》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46页。
[23]吴福辉: 《施蛰存: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 ,见曾逸主编: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281页。
[24]吴福辉: 《施蛰存: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 ,见曾逸主编: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282页。
[25]林祥主编: 《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163页。
[26]张玉书: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见《一位作家的遗书——施尼茨勒小说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年,第11页。
[27]转引自陈慧: 《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91页。
[28](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梦的释义》 ,张燕云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570 - 571页。
[29]有关“意识流小说”的介绍,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年)和《外国文学手册》(下,北京出版社, 1984年) 。
[30]施蛰存将其翻译为显尼志勒,这里采用目前通用的译法:施尼茨勒,以下同。
[31]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75页。
[32]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75 - 176页。
[33]赵登荣: 《施尼茨勒》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年,第923页。
[34]杨源: 《相思的苦酒・译者序》 ,见施尼茨勒: 《相思的苦酒》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年。
[35]赵登荣: 《施尼茨勒》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年,第923页。
[36]赵登荣: 《施尼茨勒》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年,第923页。
[37]蔡鸿军: 《名家推介》 ,见施尼茨勒: 《古斯特少尉》 ,蔡鸿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
[38]张意: 《导读》 ,见施尼茨勒: 《艾尔丝小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9]张玉书: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见《一位作家的遗书——施尼茨勒小说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年,第18页。
[40]施蛰存: 《关于“现代派”一席谈》 ,见《北山散文集》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8页。
[41]林祥主编: 《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163页。
[42]施蛰存: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施蛰存卷》序,见《北山散文集》(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288 - 1289页。
[43]施蛰存: 《在巴黎大戏院》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259页。
[44]张玉书: 《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见《一位作家的遗书——施尼茨勒小说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年,第11页。
[45]蔡鸿军: 《名家推介》 ,见施尼茨勒: 《古斯特少尉》 ,蔡鸿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
[46]陈文华: 《道德文章是吾师——怀念恩师施蛰存先生》 ,见《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 ,陈子善主编,上海:上海书局出版社, 2008年,第103页。
[47]马俊山: 《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年,第290页。
[48]施蛰存: 《关于“现代派”一席谈》 ,见《北山散文集》(一)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8页。
[49]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66页。
[50]施蛰存: 《夜叉》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330页。
[51]孔刘辉: 《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兼论施蛰存文学旨趣》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67页。
[52]施蛰存: 《将军的头・自序》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793页。
[53]乐黛云: 《比较文学简明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244页。
[54]孔刘辉: 《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兼论施蛰存文学旨趣》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68页。
[55]施蛰存: 《将军的头・自序》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793页。
[56]施蛰存: 《将军的头》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45- 146页。
[57]施蛰存: 《我经营过的三个书店》 ,见《北山散文集》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317页。
[58]施蛰存: 《将军的头・自序》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793页。
[59]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77 、 182页。
[60]杨迎平: 《“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 ——施蛰存与弗洛伊德理论》 ,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 2008年第5期,第68页。
[61]施蛰存: 《石秀》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76页。
[62]施蛰存: 《石秀》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88页。
[63]施蛰存: 《石秀》 ,见《十年创作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203页。
[64]施蛰存: 《沙上的脚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68 - 169页。
[65]吴福辉: 《施蛰存: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 ,见曾逸主编: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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