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艾凡赫》情结下的历史思索
茅盾与司各特及其《艾凡赫》的缘分由来已久。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最著名的历史小说《艾凡赫》出版于1819年，再现了中世纪的英国历史，生动地描绘了时代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图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国内一开始出现的主要是林纾的译本《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茅盾曾说：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70]“五四”时期的司各特和《艾凡赫》 ，成为在中国超越莎士比亚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其史诗般厚重的内涵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迎合了“五四”时期渴望变革的一代青年的热望，成了青年茅盾挥之不去的“北大记忆” 。 1913年，茅盾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外国文学的教材中就有《艾凡赫》 。可以说，司各特和《艾凡赫》为茅盾首开了一扇认识西方文学的大门，之后他不仅为林纾译本1924年版作过校注， 1936年在《谈我的研究》一文中说：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我读得很杂。英国方面，我最多读的，是狄更斯和司各德… …这几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开多少时候拿来再读一遍。 ”[71]茅盾又写了《司各德评传》 ，并在附录中为司各特的作品编写了年表、版本介绍和内容提要。1935年，茅盾出版《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一书，其中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晚年的茅盾仍对司各特情有独钟， 1980年《世界文学名著杂谈》出版，又用一个章节专门介绍《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足见其对司各特及其《艾凡赫》的赏识。
司各特是因为拜伦诗歌耀眼的光芒，而由诗歌转向历史小说创作的，他以丰厚的成果成为欧洲“历史小说之父” 。茅盾从小饱读史书，推重和强调历史意识；对创作中有“编年史”特色的作家推崇备至，而在历史小说领域，则青睐司各特，特别是司各特小说厚重的史诗性，对茅盾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茅盾创作历史小说时，已经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怎样将此化用在历史小说中，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司各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作品，马克思十分欣赏。 1866年3月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 “我病了，除了司各特的作品外，什么也不想阅读。 ”[72]虽然有论者指出，马克思喜欢司各特小说的探险和奇侠色彩，但相信在深层的心理上，应该也不排除对司各特比较独特的历史观的欣赏，因为司各特也认为能真正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令人崇敬的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是普普通通的人民。正如普希金从《艾凡赫》中感到了司各特历史意识中的平民化倾向， “对帝王和英雄没有那种农奴式的偏爱” 。理查君主的正面形象，取决于他和人民的关系。他身上有着为人君所应恪守的道德规范。理查王所以能平定叛乱，是因为他的行动正代表了当时人民利益和历史的必然趋势。他所崇仰的古代的英雄主义，主要体现在农奴葛斯和汪巴身上更为强大的人格力量。所以对底层人们的遭遇和历史命运的关注，是《艾凡赫》“人民性”历史观的一个集中体现。司各特在处理历史题材时，表现出的“人民立场” ，与茅盾历史小说中对平民起义的歌颂是一致的。司各特在政治上虽然是个保守派，行动上也有封建农奴主的习气，但在处理重大历史题材时，不看重对上层历史人物的描写，而是注视历史变动对人民生活和思想情绪带来的变化，并能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些历史变动，用底层平民的生活构成一种历史的真实，并展示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性。采用这种历史发展观点来写小说，在当时欧洲大陆还是一个全新的做法。与《艾凡赫》相比，当时欧洲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就显得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了，甚至更加接近于古装戏，而且，它们几乎都采用了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和方法。[73]因此，在《艾凡赫》中，罗宾汉、汪巴、葛尔兹、蕊贝卡等人的历史命运，构成了英格兰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主人公理查和艾凡赫虽然是历史的上层人物，但他们与草莽英雄为伍，同人民群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事实上是一个有着“江湖气”和“平民气”的骑士英雄。小人物葛尔兹们人微言轻，但他们却捍卫了民族尊严，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及他们所构成的整体，在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0年夏秋之交，茅盾在《小说月报》第21卷上接连发表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豹子头林冲》 、 《石碣》 、 《大泽乡》 。摆脱既定的模式，“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 ”[74]求新的动力，让茅盾效法司各特取材历史或传说的做法，三部历史小说取材于《水浒》和《史记》 。虽然没有《艾凡赫》宏大的叙述规模和曲折的情节，但茅盾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转向历史题材时，主要表现的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对一个腐朽的社会所产生的冲击和变革的力量，具有《艾凡赫》的“人民立场” 。虽然茅盾自称当时取材于历史或传说是因为“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 ”[75]但他的三个历史短篇，都是对中国古代草莽英雄的描写，其所包含的反抗主题，隐含着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发展模式，作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相对应的历史镜像，其包含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茅盾的《大泽乡》是“拟写长篇历史小说而不成，然后取其大纲改成现在这形式的短篇小说” ；有心“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暴动” ， “但研之愈深，发现问题愈多，如要写成这长篇，非两、三年的时间不可。 ”[76]茅盾想写《艾凡赫》那样的长篇历史小说，但为生计所迫，他只好将长篇“缩水”成短篇，写了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高举义旗，反抗秦始皇暴政的壮举。
史观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历史态度，特别是对历史“真实”的态度。历史是叙述建构的产物，因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和真实叙述之间，本身就无法做到时空与细节的一一对应。 “历史并非与生俱来，天生摆在我们面前；而经过口口相传和一定知识的整合，最终成为我们所见到的历史。 ”[77]从这个角度看茅盾的历史小说和司各特的《艾凡赫》 ，都是对历史进行想象的结果。诚如泰纳所说： “我们从瓦尔特・司各特那儿学到了历史。然而这是历史吗？所有这些遥远时代的图画都是不真实的。 ”[78]可以说茅盾对司各特历史小说过度虚构的批评，并不显得很有说服力： “历史小说容许有虚构的人和事，但必须是那个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人和事。否则，便是向壁虚造。 ”[79]《艾凡赫》赋予了狮心王查理历史上没有的神勇、英明和大智慧，将历史上好勇无谋、昏聩愚顽的“武夫”美化成了一位“英明君主” ；由此招来了“向壁虚造”的批评，但他所述的重大事件却是符合史实的。只不过“司各特和所有的革新者一样，习惯于夸大自己的题目。但是在促使人类真正懂得历史方面，他的贡献却比任何一个职业历史学家还要巨大，因为他首先意识到人类的历史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历史决不会重演，而是在不停地创造出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新形式。 ”[80]茅盾认为历史小说“如果能反映历史矛盾的本质，那么，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最好地达成了古为今用。 ”[81]但历史面目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即使是史学著作也无法达到这一点，更何况注重艺术效果的小说，所以“真实”只能是创作者心目中的真实。茅盾的历史小说取材于“水浒”与“史记”故事，事实上其本身所包含的对历史可能性的书写也有很大的虚构成分：“《水浒》不是严格的或正宗的历史小说，而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的创作。 ”[82]这应该是茅盾接受司各特历史观的一个基点。
司各特《艾凡赫》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绿林大盗罗宾汉，这是来自于英国中世纪民间歌谣中的绿林好汉。早在《罗伯・罗伊》中，司各特就描写了粗犷、坚毅、个性鲜明的“苏格兰的罗宾汉” ——罗伯・罗伊的英雄形象。罗宾汉虽然是英格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但在作者笔下，却是撒克逊人的底层代表。昔日的自由农不堪忍受诺曼封建主的压迫，揭竿绿林。他百步穿杨的神技，他的慷慨豪爽，都容易使人联想到《水浒传》中林冲“逼上梁山”和大泽乡“揭竿而起”的英雄之路，而且在民间传说中林冲神通广大，技艺超群；陈、吴慷慨激昂，叱咤风云；他们所做的是劫富济贫的事业；他们心怀坦荡，公然对抗朝廷官府，与罗宾汉灭约翰亲王的威风，并与诺曼领主们公开作战所显示出大无畏的平民英雄的本色，是十分相似的。特别是茅盾从心理的角度展开，进行了大胆想象，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与《艾凡赫》奇特的想象，和某种神秘的传奇气息有相似之处。 《石碣》以“忠义堂石褐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蓝本，以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这两个技艺超群的人物为原型，细微地传达了两个小人物的心理变化；在人物隐秘的心理层面上，展开富有神秘色彩的石碣的秘密。豹子头林冲在紧要关头，徘徊于依附权贵的“杨志”和妒贤嫉能“王伦”之间，此时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水浒》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茅盾通过奇妙的想象，将林冲在“忠”与“愚忠”之间的痛苦心情描绘得丝丝入扣。不知不觉来到王伦门前的林冲，因为忍耐和期待使他与山寨之主失之交臂。应该说，茅盾对英雄在历史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的心理揣摩，丰富了原历史小说中单纯而稳定的人物性格，展现出更丰富的英雄形象。但他赋予林冲等人的浓郁的阶级意识和现代意识，是他在时代的特定语境中，给予历史的最大的虚构和想象。这种处理，使得晚年茅盾还是执著地推崇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创作技巧，并呼吁青年学生“写历史小说还可以从司各德和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中学到一些技巧” 。[83]
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富有地方色彩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是民族文化中最美好的记忆。司各特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抵触，使他对自然和风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自传》中说：“古老的歌谣和传说，是偏处乡野的家庭的唯一娱乐，我从这些古老的歌谣和传说中所得到的关于苏格兰山地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志趣和事业颇有影响。 ”[84]他的历史小说最喜欢把历史、传说与自然风景、风俗描写相结合，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艾凡赫》虽然不是关于故乡苏格兰的书写，但中世纪英格兰宗法社会巍峨的古堡和城楼，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和奇特的风俗文化记忆，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审美意境。这一点，在茅盾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这与茅盾对地方风景和风俗表现力的认识有关： “一位作家先须用极大的努力去认明他所要写的地方的‘地方色彩’ 。 ”[85]《春蚕》的景物描写自然优美，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江南农村的景象，是一幅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风土人情的风俗画。太湖流域的农村河网密布，沿着“官河”两岸密密层层的桑林，是一幅江南水乡图。民间风俗习惯，又增添了作品地方色彩。司各特在描写人物具体的生活环境时，对中世纪精致的英格兰生活方式和风俗情有独钟。风俗场景仿佛一幅幅精致的画面，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建构。骑士比武、华贵的宴席、残酷的厮杀都是他描写的对象，这是对中世纪骑士风习的缅怀，是司各特展开人物性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无论是理查王、艾凡赫、还是罗宾汉，他们英勇顽强的性格与中世纪的城堡和残酷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方显其英雄本色。老通宝的性格是在太湖流域一带养蚕的民间风俗中完善的，如灯芯草末子和将“布子”挽在秤杆上，其所包含的“称心如意”的兆头，凸显了江南农民摆脱贫困的虔诚信念。
茅盾曾说： “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 。[86]崇高而浪漫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是民族形象的标志，这在茅盾和司各特的小说中是有共识的。 “最令人吃惊的、最优美的、也是最庄严肃穆的天然景色，而这样的风景正符合浪漫主义定义的自然：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 。[87]司各特笔下古朴自然、和谐优美的苏格兰，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掠夺中渐行渐远。它的自然风貌和生活方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司各特对此十分不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及后来的《霜叶红似二月花》 ，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给充满着浪漫和诗意的江南农村所造成的冲击，对老通宝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都有很细致的表现。所以，茅盾和司各特发出的是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不相和谐的声音，寄托作者对古老风习的怀念与哀思，是为逝去的“风景”谱写的一曲哀婉的悼歌。 《艾凡赫》以英国和欧洲历史为对象，借用英格兰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展示中世纪各种力量之间尖锐激烈的斗争和广阔的历史图景，试图挖掘民族精神中的优质资源，由此表达作者对英格兰民族精神的崇仰。罗宾汉自始至终都在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团结，俨然是撒克逊民族性格的高度概括和典型，是热爱自由、反对压迫的撒克逊人的代表，同时也是作者对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的向往。
茅盾也反对自然景物的单纯描写： “因为有了一个赞美‘自然美’的成见放在胸中，所以进了乡村便只见‘自然美’ ，不见农家苦了！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 ”[88]司各特历史小说中对民族精神的怀念，在茅盾的乡土文学题材小说中有一定的体现。虽然茅盾一直敬重周作人，但对周作人“乡土文学”的表述并不赞同，特别是在乡土理论本土化的问题上，周作人比较倾向传统的乡土文学中由思乡怀物引发的对特定的风俗人物的抒写，而茅盾却注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表现处于凋零中的风俗文化，希望寻觅到新的文化资源。茅盾的农村题材小说书写工业文明打碎乡村经济时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 “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89]。茅盾在表现帝国主义的侵凌及政府剥削下农村经济崩溃的面貌，几乎不自觉地歌颂中国农民劳动的尊严，这是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来文化压迫时，可以自足的一种精神风貌。正如他虽然肯定“在现今中国境内也还存在着不少《呐喊》中的乡村和那些老中国的儿女们” ，但“《呐喊》中的乡村描写只能代表了现代中国人生的一角” 。[90]中国传统的养蚕，作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方法，其中有江南蚕桑之乡农民代代相传的虔诚。茅盾将这种宗教式的虔诚，注入到江南蚕农特别是老通宝身上，展示出中国农民固有的美德。虽然茅盾对老通宝的听天由命并不满意，但他安于世代相传的劳动是如此的亲切感人，如同一首中国农民生存尊严的挽诗。其次， 《艾凡赫》中对国家和土地强烈的保护和归属感，在茅盾的小说中化身为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铸就的恋土情结，反映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强烈的归属感。中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原始而又本能的亲和，土地不仅因其物质价值而受到农民的真爱，更由于千百年历史传统的积淀，逐渐作为一种情感和生命的依托，嵌入农民的灵魂深处，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有着一种宗教般虔诚的情感。
面对如潮水般的涌入的外国文学思潮和创作，茅盾始终以一种理性的态度，立足中国的现实，以自己的创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多元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茅盾的小说创作不乏未完成和粗糙之作，即使是优秀的小说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应该说，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茅盾那样时刻紧跟时代的律动，也没有一个作家能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生活作如此宏大的把握，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借鉴外国文学时开阔的文学视野，源自于他艺术上创造的坚执， “用他自己的天才把前人的精华凝炼成新的只是他自己的东西了”[91]的执著的创新精神。
【注释】
[1]茅盾： 《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1日第45期。
[2]茅盾： 《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 ，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 1922年8月1日。
[3]茅盾：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 《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号。
[4]茅盾： 《茅盾论文学艺术》 ，丁尔纲，郑州：郑州出版社， 1979年，第13页
[5]茅盾： 《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伟大的批判者》 ， 《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6日。
[6]茅盾： 《茅盾自传》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年，第188页。
[7]转引自丁尔纲《茅盾论文学艺术》 ，郑州：郑州出版社， 1979年，第16页。
[8]列宁：转引自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357页。
[9]茅盾： 《文学与人生》 ， 《松江第一次暑期学术讲演会演讲录》第1期， 1922年7月。
[10]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文论） ，丰陈宝等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第53页。
[11]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 ，台北：里仁书局， 1982年， 139页。
[12]茅盾： 《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载《小说月报》 ， 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
[13]茅盾： 《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 《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1期。
[14]茅盾： 《从牯岭到东京》 ， 《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15]茅盾：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59页。
[16]茅盾： 《世界文学名著杂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352页。
[17]茅盾：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60页。
[18]孙中田： 《〈子夜〉的艺术世界》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76页。
[19]沈雁冰： 《“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 ， 《文学周报》1923年103号。
[20]沈雁冰： 《告有志研究文学者》 ， 《学生杂志》 ， 1925年第7期。
[21]列夫・托尔斯泰： 《忏悔录》 ，冯增义译，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3年，第53页。
[22]列宁：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 《列宁全集》（ 1908 . 3 — 1909 . 2）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年， 185页。
[23]茅盾： 《答国际文学社问》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12页。
[24]卢卡契：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0年，第126页。
[25]茅盾： 《鼓吹集》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9年，第108页。
[26]茅盾： 《西洋文学通论》 ，上海：世界书局， 1930年，第198页。
[27]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 1935年，第19页。
[28]茅盾： 《爱读的书》 ， 《茅盾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第145页。
[29]列宁：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编》 ，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 1974年，第350页。
[30]托尔斯泰： 《论所谓的艺术》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 ，丰宝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114页。
[31]周志强： 《重写“20世纪”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与文体形式》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2]沈雁冰： 《小说新潮栏宣言》 ， 《小说月报》第11卷第1期， 1920年1月25日。
[33]苏珊娜・贝尔纳《走访茅盾》 ， 《新文学史料》 ， 1999年第3期。
[34]茅盾： 《创作的前途》 ，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第55页。
[35]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论茅盾》 ，顾忠清译， 《茅盾研究》（第2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第289页。
[36]茅盾： 《从牯岭到东京》 ， 《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37]茅盾： 《创作的前途》 ，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第54页。
[38]安敏成： 《现实主义的局限：革命时期的中国小说》 ，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39]茅盾： 《从牯岭到东京》 ， 《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40]茅盾： 《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 ， 《学生杂志》1919年4月第6卷第4至6号。
[41]茅盾： 《西洋文学通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第40页。(www.xing528.com)
[42]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中）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第36页。
[43]茅盾： 《茅盾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 271页。
[44]茅盾：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48－ 49页。
[45]茅盾： 《外文版〈茅盾选集〉序》 ， 《茅盾序跋集》 ，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第217页。
[46]茅盾： 《创作生涯的开始》 ， 《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47]左拉： 《论小说》 ， 《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新编》 ，童庆炳等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791页。
[48]李继凯： 《全人视境中的观照—— —鲁迅与茅盾比较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第97页。
[49]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第133页。
[50]茅盾： 《论无产阶级艺术》 ， 《文学周报》1925年第172 － 176期。
[51]茅盾： 《“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 ， 《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2期。
[52]茅盾： 《读〈倪焕之〉》 ， 《茅盾文艺杂论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第294页。
[53]陈建华： 《“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335页。
[54]茅盾：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50页。
[55]尼姆・威尔斯： 《活的中国・附录三：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56]冯乃超： 《鲁迅与创造社》 ， 《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57]郁达夫： 《光慈的晚年》 ， 《现代》1933年5月第3卷第1期。
[58]沈雁冰： 《论无产阶级艺术》 ， 1925年《文学周报》第172 、 173 、 175 、 196期。
[59]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第26页。
[60]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9页。
[61]茅盾《我怎样写〈春蚕〉》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69页。
[62]茅盾： 《我的回顾》 ， 《茅盾选集》（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314 － 315页。
[63]朱明： 《茅盾的春蚕》 ， 《现代出版界》1933年1月第8期。
[64]茅盾： 《亡命生活——回忆录十一》 ， 《茅盾专集》（第1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3 － 654页。
[65]茅盾： 《读〈倪焕之〉》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236页。
[66]茅盾： 《再来补充几句》 ， 《子夜》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477页。
[67]瞿秋白： 《〈子夜〉与国货年》 ， 《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第十二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56页。
[68]茅盾： 《〈霜叶红似三月花〉新版后记》 ， 《茅盾小说名篇》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331页。
[69]罗浮： 《评春蚕》 ， 《文学月报》1933年7月第1卷第2期。
[70]郑振铎等： 《林纾的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14页。
[71]茅盾： 《谈我的研究》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26页。
[72]马克思：转引自石璞《欧美文学史》（下册）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96页。
[73]纳什： 《英国古典小说五十讲》 ，王国富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178页。
[74]茅盾：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53页。
[75]茅盾： 《我的回顾》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0页。
[76]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中）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第60页。
[77]董之林： 《“历史”背后——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相关性问题》 ，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78]泰纳：转引自郭宏安《从历史小说里学历史？ 》 ， 《北京日报》2004年5月9日。
[79]茅盾：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78页。
[80]G . M .特里维廉：转引自纳什《英国古典小说五十讲》 ，王国富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177 － 178页。
[81]茅盾： 《历史和历史剧》 ， 《茅盾评论文集》（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第190页。
[82]茅盾： 《历史和历史剧》 ， 《茅盾评论文集》（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第151页。
[83]茅盾： 《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 ，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78页。
[84]司各特：转引自《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牛懋庸等主编，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108页。
[85]茅盾： 《小说研究ABC》 ， 《茅盾全集》（19）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第76页。
[86]茅盾： 《小说研究ABC》 ， 《茅盾全集（19）》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第76页。
[87]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33页。
[88]茅盾：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第59页。
[89]茅盾： 《关于乡土文学》 ， 1936年2月1日《文学》策6卷第2期。
[90]茅盾： 《读〈倪焕之〉》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227页。
[91]茅盾： 《创作的准备》 ， 《茅盾论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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