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及界文学：浙江小说创作的社会道路探索

一　社会道路的探索

茅盾是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新文学视野中的，所以“五四”时期他对托尔斯泰的介绍和评价也主要从理论家的角度展开。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现状的深切关注，使“五四”新文学作家颇为感动。在当时《新青年》译介的外国作家群中，托尔斯泰占有重要的地位。 1920年以后，关于他的研究和讨论汇聚成为更大的洪流，托尔斯泰的形象也得到了放大。作为这股洪流中比较有分量的评论家，茅盾写了《托尔斯泰和今日之俄罗斯》 ，高度评价了俄国文学之势力之所以在“在未及数十年中，竟直逼欧洲向来之文艺思想而变之，且浸浸欲逼全世界思想而变之” ，是因为“托尔斯泰与同时文豪之时代也” 。并称托尔斯泰不独“为19世纪末第一大人物，且为20世纪第一大人物” ，在与同时代及其后的俄国诸文豪的比较中，更是盛赞“譬如群峰竞秀，托尔斯泰其最高峰也” 。^[4]此时，作为文研会的主要创始人，茅盾正大刀阔斧改革鸳蝴派的刊物《小说月报》 ，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开辟阵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是“人生派”的重镇沈雁冰，在关于“为人生”的主张上，更多将其作为西洋研究文学者最普通的标语，拿来为己所用的。至于其背后更为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所以对托尔斯泰的小说，茅盾也是用“为人生”的目光进行研究的： “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 … …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可能性，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 。^[5]而一旦茅盾开始创作小说时，自然将目光转向“为人生”的托尔斯泰。1928年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说： “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了。 ”^[6]

左翼作家茅盾，对托尔斯泰小说的浓厚兴趣，显然来自其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揭示，和研究社会道路的执著。茅盾认为布尔什维克弥漫于东欧，将及于西欧， “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也。 ”^[7]在茅盾的理解中，是将托尔斯泰变革社会的历史观与此时风行于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的。茅盾虽然不是托氏的同时代人，但他们所生活的年代，都是民族国家遭遇西方，急需变革的时期。在这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关于“何去何从”的问题，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托尔斯泰，在大学求学期间，深受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开始思考俄国社会的道路选择，深感农奴制改革是俄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 1847年退学回故乡后，他不仅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践改革农奴制的蓝图。同时在小说中，贯穿了对这种生命精神的追求。应该说，茅盾遭遇“五四” ，犹如托尔斯泰遭遇西方，是西方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产生最猛烈的冲击的时候。茅盾的小说除了《子夜》 ，其余都不是鸿篇巨制，但由系列小说所构成的“三部曲”模式，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广阔的历史内容” ，都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考察两位作家的创作整体，并作一个时间上的排列，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展示了俄国从1961年的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革命爆发的社会现实，通过自己贵族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抒发了一代俄国人渴望变革的心愿，由此“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流的地位。 ”^[8]茅盾的小说则完整地表现了从“五四”运动前后到40年代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间的冲突，是中国风云时代中典型的宏大叙事。正如他1962在一封信中谈到的： “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爱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们文学里，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坚强特异，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 ”^[9]托尔斯泰坚毅的人格和执著的社会道路探求，在茅盾的小说中，成为其探求中国社会道路选择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和指引。

对社会道路探索的坚执，应该说来自于两人对艺术功用认识的同一性。托尔斯泰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文中说： “自有人类以来，真正的艺术，人们高度珍视的艺术，除了表现有关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科学外，别无其他作用。艺术从来就是，直到晚近以前都是为人生学说服务的，只有那样它才为人们所高度珍视。 ”^[10]1920年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讲演中，也提到“俄国的文艺批评家自别林斯基以至托尔斯泰，多是主张人生的艺术… … ”^[11]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时，就明确提出文学“不是高兴时的游戏与失意时的消遣” ，^[12]“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 。^[13]茅盾与托尔斯泰“为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即是探讨民族国家，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道路选择；并对实践道路选择的手段进行反思。茅盾早期的小说《蚀》 ，是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的一次深情而伤感的“凝视” ，内含着对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的彷徨与思索。他后来谈及《蚀》三部曲的“消极”在于没有“发现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给大家” 。^[14]显然这一遗憾在长篇小说《子夜》中，得到了较为明确的解决。此时的茅盾，经历了革命挫败和自身的颠沛流离，他更渴望明确自己的道路选择。在上海加入左联后，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方式，“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 ，揭示吴荪甫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在1930年5月到7月的小说时空中，以“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的结论，最终象征性地完成了其对中国社会道路的理性认识和展望： “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15]联系托尔斯泰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展现的是主人公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的立场上，在自己的庄园实行的改革所遭遇的失败，此时的托尔斯泰对西方及其资本主义充满着一个年轻人的激情。但很快， 1857年的出国经历，促使托尔斯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矛盾，希望找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中篇小说《哥萨克》 ，为俄国改变社会落后指出了方向，主张小农经济的理想社会，把农民作为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通过贵族的“平民化” ，走俄国自己的道路。这种清醒，反映到《战争与和平》中，既是以宏大的史诗气魄对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反省，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社会生活画面，探讨了俄国的前途和命运。 “这是从1805年起至1812年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大纪念碑” 。^[16]特别是对滚滚东侵的西方文明的警觉和俄国“西化”道路的反思，是托氏解答革命或变革问题的独特思考。比较其与《子夜》关于社会道路的探讨，至少在结论上是一致的：西方文明的侵蚀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危机。所不同的是，托尔斯泰更多的是在东西方文化对峙的层面上，突出了拿破仑战争中，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本土文明的交锋，他希望以理想中的东方“和平”观念，对抗以战争方式实践的西方文明的入侵。

茅盾《子夜》反思的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 “在中国革命转向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激烈的时候” ， “出路”问题犹如一个情结，纠缠着左翼作家茅盾，只不过茅盾更多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所作的关于中国社会道路问题的探讨。商场上的尔虞我诈、金融界的钩心斗角、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风起云涌的政治游行，构成了宏大的社会全景，以一种疯狂末日景象，暗示着一个罪孽深重的社会，所以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寻求一个新的社会。吴荪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具有的阶级立场和成分，他的失败关系着中华民族道路选择的重要前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吴荪甫的悲剧，与《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精神困境有相似之处。当安德烈不顾奥斯特里齐“遥远的、崇高的永在的天空”的人生真谛，追随斯别兰斯基走上积极进取、全盘西化的社会改革之路。他在战场和官场上奔突，因为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而痛苦： “难道人生的真理启示给我，就是为了要我知道我错误地度过了一生吗？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缘，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作者最后以与拿破仑所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傲慢自负对立的、单纯平凡的农民库图佐夫的胜利，隐喻着人民坚执的生命能量，完成了对西方文明东侵的抗拒。

托尔斯泰都市与农村双线对比的写法，茅盾在《子夜》中也力图尝试： “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 。但因为中间停顿： “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 ”^[17]这使茅盾的《子夜》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提出社会道路选择的设想与方法。同时茅盾当初引以为豪的从政治经济角度考查中国社会性质，在今天看来，也成为其小说不断遭受“症候”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间所引发的分歧，某种程度也是其与托尔斯泰小说的差距所在。在孜孜探求民族道路的过程中，茅盾却没有像他所高度评价的托尔斯泰那样，更多关注道路背后深刻的文明或文化的冲突，这使得茅盾关于民族或国家道路选择的思考，很难获得如托尔斯泰小说中深沉的历史感。(www.xing528.com)

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与托尔斯泰带有实验性的变革不同，茅盾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的创作是带有革命实践性质的。将小说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在同样的“为人生”的层面上，茅盾自然更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参与社会变革的渴望。这使茅盾之于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具有某种想象性特点和不言自明。^[18]另外，茅盾也看到了托尔斯泰身上与中国的时代特征不相适应的一面。1923年，茅盾在反对青年无病呻吟的唯美文学的同时，对托尔斯泰“为人生”的艺术追求表示了异议， “我们自然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 。 ”^[19]“人生派中如托尔斯泰的意见，我却又不赞成。 ”^[20]由此与托尔斯泰强调艺术的普遍性拉开了距离。托尔斯泰自身社会认识的矛盾性，导致了其在社会道路选择中的困境： “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试验科学的光照下，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彷徨… …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21]特别是士兵希布宁之死和“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给他带来的巨大的生与死的苦恼，使他转向对“永恒的宗教真理”的吁求。这些观点反映在其早期短篇小说《琉森》 、 《三死》 、 《家庭幸福》之中，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人生的根本问题。他倡导艺术的普遍性，宣扬博爱主义。长篇小说《复活》同情革命又反对暴力的矛盾，在《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希望通过宗教的宽容与博爱来代替阶级的矛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种对暴力抗恶的抵制和反对，被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否定： “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 … ”^[22]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自然能够获得正在逐步接受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茅盾的共鸣。虽然茅盾早期的作品对革命也有悲观情绪的流露：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开始写小说。对于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我曾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可是我知道这些旧理论不能指导我的工作，我竭力想从‘十月革命’及其文学收获中学习；我困苦地然而坚决地要脱下我的旧外套。 ”^[23]从30年代初开始，茅盾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观察、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指导思想，在《子夜》 、 《春蚕》 、 《林家铺子》等作品中，以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小市民破产的悲剧命运，表现出积极探索社会道路的创作姿态和战斗精神。这使茅盾小说在疏离托尔斯泰创作的同时，获得了自我的创作特色。但对托尔斯泰宏大的文化视野的疏离，也使茅盾的创作极易成为政治力量角斗的一种演示，而不断地为后来的批评家所诟病。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表述是： “能塑造能直接地同时又典型地表达出时代生活问题的这样一些个人的命运” ，这些人物是“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最紧密结合的人物。 ”^[24]面对社会急剧变革、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茅盾都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强加给人的悲剧。虽然深处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中，但对环境给人造成的压迫，他们都表现出同样深刻的关注。所不同的是，在对于社会和环境持续不断的反抗中，托尔斯泰对人与环境悲剧命运的认识，带有某种宿命主义的神秘色彩。茅盾也将悲剧的根源指向社会，认为“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25]但他更注重个人在时代环境面前深重的幻灭感和无奈感，来表达其对特定时代中人的悲剧命运的认识。

在《西洋文学通论》中，茅盾曾经将西方文学中的悲剧模式概括成“运命悲剧” ， “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 ，^[26]而所谓的“社会悲剧”主要源于人与社会的冲突。社会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相互冲击抗争所构成的人物生存的客观环境，制约着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为“时代”这个无处不在的“巨手”所左右着，显示出人不能主宰命运的无奈感。茅盾对社会环境的重视，郁达夫在30年代时就指出： “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了；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 ”^[27]吴荪甫、林老板、老通宝的理想无可否定的，他们竭尽智慧，努力为之奋斗，他们的悲剧结局都不是由于个人的失误，而是他们生不逢时，无法挣脱环境的枷锁。茅盾在小说中虽然刻意强调了吴荪甫性格的缺陷，但这只是为资本家的悲剧结局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的前提。在吴荪甫形象的处理中，茅盾却掩饰不住对他英雄本质的欣赏，这使他自然将悲剧更多归因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这一点与托尔斯泰十分相似。 19世纪70 、 80年代之交，托尔斯泰在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进一步关注人所生存的环境。在《忏悔录》和《我的信仰是什么？ 》等文章中，托氏对富裕阶层及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掌握强权的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托尔斯泰并不十分认同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安娜，将其悲剧更多地归因于虚伪的上流社会。小说中，安娜出席舞会时“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在舞会上… … ”安娜身为女性的美丽和高贵，骄傲和自信不仅来自于她的不事雕琢，同时也来自于周围环境对她的肯定与赞美。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吴荪甫的出场，气宇轩昂，仪表堂堂的“大丈夫”形象，有着中世纪“骑士”的英雄风采，丝毫没有一般所谓商人的奸诈和猥琐。茅盾也十分赞赏托尔斯泰宏大的环境： “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可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了全书主要人物和中心的故事，其后分头徐徐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彼得堡到莫斯科，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大的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纭的故事，始终无杂冗，无脱节。 ”^[28]应该说，茅盾把《子夜》写成“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的初衷，来自于其对托尔斯泰小说宏大环境的欣赏。在《子夜》开头，茅盾安排了一个与《战争与和平》的茶会抑或是与《安娜》舞会相对应的吴老太爷的葬礼，与托尔斯泰颇有“异曲同工” ，这不仅是茅盾的一种借鉴，同时也能起到强调环境的作用。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倍感忧虑的不是妻子和别人相好，而是周围的环境，主要是“别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 。 《子夜》中吴荪甫担忧的不是林佩瑶给他“戴绿帽子” ，而是让他在社交场合、亲朋好友面前难堪。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和渥伦斯基私奔后，返回彼得堡所遭遇的上流社会的拒绝，不仅使安娜感到屈辱和痛苦，也使渥伦斯基承受着巨大的社交压力的折磨。所以一旦安娜决定服从内心的自由选择，弃绝对维持自我身份地位的环境的依赖，那么即使卡列宁能够原谅她所犯的错误，她自己也无法面对今非昔比的环境： “大家全都互相憎恨” ， “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 … ”当吴荪甫在公债市场撞得头破血流，当他振兴实业的梦想彻底破灭，昔日的英雄几乎选择了同安娜一样的“自杀” ，这不得不说是茅盾和托翁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控诉。

对于环境给予人的压迫的表现，使得茅盾和托尔斯泰的人物表现出某种宿命主义的色彩。在茅盾小说所建构的人与环境的怪圈中，动荡的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在空间，而是作品中的一只“无形的大手” ，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发展。撇开茅盾多次刻意地对《子夜》的主题作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注解和说明，从《子夜》悲伤的气韵中，很能读出犹如托尔斯泰般难以抗拒的宿命感。托尔斯泰笔下虚伪的上流社会，它规约着安娜的悲剧命运；安娜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壮举”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环境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茅盾也写出了吴荪甫不可逆转的命运，与他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是他所处的被外国政治和经济严重制约的半殖民地中国，注定了民族资本家失败的悲剧命运。 《林家铺子》表现了30年代初期风雨飘摇中的小工商业者相同的宿命悲剧。不管林老板如何谨小慎微、精明干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注定了他难以规避的悲剧命运。由此茅盾对林老板的连吃倒账，虽然给像朱三阿太、张寡妇那样贫穷的下层市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家破人亡，不仅没有过多谴责，反而抱着一种同情。 “农村三部曲”作为30年代反映农村生活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茅盾没有像鲁迅那样关注老中国农民的精神，而是更注重老通宝在特定的时代中“丰收成灾”所隐喻的宿命悲剧。当老通宝坐在河边，苦苦思索“蚕花好田地熟”的致富理想为他带来的更为深重的生存危机时，茅盾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去批判国民的愚昧和落后，他以一种巨大的悲悯，注视着老通宝和他的村人因为环境的胁迫，而注定要承受的生存艰难。这与托尔斯泰一贯所坚持的带有宿命色彩的悲悯心态是相通的。

但是，茅盾因为关注社会环境对个人悲剧命运的宿命影响，他主张依靠社会制度的改变，来完成对悲剧的拯救。社会制度的改变，并不是依赖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对宗教的或东方“和谐文化”皈依，他将目光投向革命， 《子夜》中的工人运动和农民暴动； 《林家铺子》对革命的暗示；《秋收》中，多多头引导农民的“抢米”风潮； 《残冬》中的农民起而抗租抗捐的武装斗争，这是茅盾抵抗环境与人宿命悲剧的美丽畅想。这种革命的激进的解决方法，固然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选择，但也使茅盾的小说缺乏纯粹悲剧的精神撼动力。同样的问题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因为对宗教的关注而得到了一定的消解。列宁曾说“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鞭挞了现代社会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 ‘合法婚姻’ 、资产阶级科学——内在的虚伪” 。^[29]其实对于托尔斯泰而言，问题应该更复杂。环境对人的压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浓郁的宿命感，让托尔斯泰倍感痛苦，他渴望着一种精神的超越。当托尔斯泰重读其在高加索北部的政府机构里任职时所写《哈吉・穆拉德》时，关于穆斯林战士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亡命赴死精神，使他深刻体会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由此产生的深厚的魅力。 1896年在《论所谓的艺术》中，他指出“艺术的最高和最好的体现是全力表现宗教感情，并且总是同样为统治者和富人以及被统治者和穷人所享受” ，^[30]由此他提出艺术应当促成“人类的友爱的团结” 。历时十年的《复活》的创作，本身就是托尔斯泰苦苦寻求超越的一个生动写照。聂赫留道夫的自省，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一个曾经清纯美丽的女孩的异化。当然，玛丝洛娃没有重蹈安娜的覆辙，相信托尔斯泰已经较为自信地寻觅到了解决人与环境冲突的“终南捷径” 。在聂赫留道夫的精神觉醒和忏悔中，玛丝洛娃得到了心灵的“复活” 。多年以后，在他的《舞会以后》中，当伊万的爱情之火熊熊燃烧，托尔斯泰终于让伊万带着浓郁的宗教情怀，以比“忏悔”更崇高的仁爱和自我牺牲，走出环境的阴影，奔向澄澈清明的理想境界。对此，茅盾并不是没有感受，但“博爱”与“阶级调和论” ，甚至是宗教的慰藉，对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并不适合。特别是从20年代末， 30年代初开始，当茅盾不断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小说更需要渗透一种积极的、充分的战斗精神，对于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 ，茅盾是高度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