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说创作中的独特摩罗精神

一　独异个人的“摩罗”精神

1903年， 21岁、风华正茂的鲁迅远赴东洋，希望完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愿；在异域的环境中，他遭遇了欧洲的科技与文学，并在这一时期写下了体现其早期思想的几篇论文： 《摩罗诗力说》 、 《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 《破恶声论》（未完稿）等文。而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更是集中体现了青年鲁迅的精神风貌，记录下了他的激情和探索。所谓“摩罗诗力说” ，译成汉语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 ，指的是19世纪初期盛行于西欧和东欧，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积极或革命的浪漫主义流派。^[5]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兴趣，与当时明治30年代流行于日本的浪漫派思潮有关，这股思潮“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文学方面，其着眼点都集中在人的精神活力上，宗旨是倡导和培育一种‘真挚之人’ 、 ‘赤诚之人’和‘至诚之人’ 。而德国的尼采，英国的拜伦、雪莱和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便都是这种楷模。 ”^[6]

在异域环境与“摩罗”的不期而遇，构建了鲁迅一生的精神楷模。在1925年的《杂忆》中，他深情地回忆： “有人说G . Byron（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的肖像。 … …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引起感应。 ”^[7]对于裴多菲，鲁迅也掩不住内心的崇敬之情： “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 ”^[8]此种影响诚如日本学者所言： “《摩罗诗力说》最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文学观。这篇文章在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中间，找到了英国被称为摩罗派诗人拜伦的谱系，其内容超出所谓批评与介绍之上。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求得救国救民方策的诗论，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 ”^[9]而从鲁迅1906年弃医从文算起，直到1936年逝世，前后30年的创作道路， “无论其浪漫主义诗学思想、审美追求、艺术创作，还是其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理想、人道主义哲学理念，都在很大程度上发轫于《摩罗诗力说》” 。^[10]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谈到留学期间热衷翻译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回国后却连看小说的功夫都没有，一直到五六年后开手，也是为了“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11]鲁迅的学医和“从文”都发生在他留日期间，他的小说创作与他的日本记忆密不可分。他看外国小说是为了“搜寻介绍的材料” ，看外国的文学史和批评，是为了了解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从他留日期间成文的一系列论文来看，这个“百来篇”外国作品，其中大量是“摩罗诗人”的创作。 “摩罗式”的叛逆赤诚精神和悲壮孤寂的人生遭际，深刻影响了鲁迅小说中关于“独异个人”的叙写：富有反抗色彩的孤独的“精神界战士”和庸众中的“早醒者”的书写。

唐弢在《鲁迅的美学思想》中称赞“《摩罗诗力说》是一篇号召思想革命的檄书” ，^[12]但是作为鲁迅个人理想的书写，他主要是标举反抗传统、个性张扬的摩罗式理想人格。拨开笼罩在“摩罗诗人”身上的政治革新或思想革命的外表，鲁迅直击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革命的精神根基：人的独立。鲁迅在《摩》文中评介的“摩罗诗人”都是慷慨悲歌之士，他们虽然民族不同，但都具有刚强不屈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不向世俗献媚，不与旧习惯同流合污，有着反抗者、复仇者或厌世者的情怀。他们雄壮的诗歌，旨在促进民众的觉醒、国家的强盛，为达理想，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鲁迅极力推崇的拜伦，是摩罗诗人中的核心人物，在鲁迅看来，拜伦是一个“自必居于人前，而怒人之后于众”的自由主义者，他自尊，所以“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 ， “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 ，他渴望“振臂一呼，人必将糜然向之” 。他一生为自由而战，并最终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异国的解放事业，其他的“恶魔派”诗人基本上都受了拜伦的影响或感召。鲁迅1903年就有《斯巴达之魂》问世，只是很少有人注意这部小说，但它“神采飞扬，体现了鲁迅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也贯穿了鲁迅一生的创作） ， ”^[13]针对当时俄国垂涎东三省的事实，希望通过古希腊历史中一个片段的生发，激发中国人的斗志。小说塑造了一位异族的巾帼英雄俟烈娜，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激发丈夫的斗志，不惜以死相谏，激励丈夫成为一位真正的斯巴达武士。鲁迅在小说结尾由衷地赞叹“此俟烈娜之碑，亦即斯巴达之国” 。鲁迅的英雄崇拜在遭遇摩罗诗人之后，进一步确立了文学拯救中国的浪漫主义式的英雄梦，以及对民族英雄的热切期待。

与摩罗诗人所激发的英雄情结相媲美的是鲁迅对诗人笔下的人物的赞叹。摩罗诗人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感染上诗人的色彩，折射出诗人的性格。作家与人物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出摩罗式的崇高之美。无论是“皆禀种种思，具种种行，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的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的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的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的唐璜，鲁迅都盛赞他们“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的英雄本色；同时也揭示他们因为“自尊自至，争天抗俗”而不免忧郁的天才的孤独。

联系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即带有“摩罗诗人”的英雄激情和由此产生的天才的孤独。鲁迅很欣赏卡莱尔所说的“一个民族能够发出一种清晰可听的声音，能够产生一个人，他能将他的民族的心意悦耳动听地表达出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14]鲁迅把民族新声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易得风气之先，渴望民族的知识分子中能够涌现像拜伦、雪莱那样的摩罗诗人。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努力成为像卡莱尔所提倡的能够“说话”的英雄。 1917年的《狂人日记》与《摩罗诗力说》虽然相隔十年，但将此作为鲁迅小说中寻找摩罗诗人的宣言，却是不为过的。他把早年从摩罗诗人身上看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影子，切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通过狂人这个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呼吁沉睡在铁屋子中的中国人大胆质疑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从而实现精神的自立。在狂人的眼中，周围被人们所欣然接受的一切习俗，都是一出出“吃人”的悲剧；他发出了第一声焦心的呼喊：救救孩子，让他们不要再成为封建专制文化的施害者和受害者。由此在狂人的身上看到了拜伦“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的凌厉之气；也见到了雪莱“性复狷介，反对旧习”的神思。 “狂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摩罗诗人”的中国式抒写，他无名无姓，家庭背景和身份模糊不清，他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在儒家诗教传统之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但他的疯狂却使他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成为“独异的一个” 。他在传统诗书的字里行间读出的，不是关于温柔敦厚的诗家风范，却是人的个性压制和摧残；他所怀疑的是深深契入到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仁义道德” 。这是鲁迅文学启蒙的核心：将人从没有自我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让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追求。 “狂人”因为对封建专制文化“吃人”本质的控诉，因为对本已经习惯了的“集体无意识”的声讨，使他的身上闪烁着“摩罗诗人”抵抗旧俗，渴望革新的品质；他因为反抗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个性意识而拥有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缺失的摩罗性格：抗旧俗、争自由、求解放、讲真实的精神追求，这是鲁迅反复推举的民族的“新声”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开头，就盛赞意大利的但丁，即使在遭受外族入侵的屈辱下，依然能发出民族的“心声” ，这就是诗人的伟大。但要能唱出属于自己的歌，要发扬祖国真正伟大的精神，就必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只有在周详的比较中，才能产生自觉。《狂人日记》是鲁迅充分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传统与文化，同时也是与西方近代科学、伦理和精神方式比较后，凭着“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的精神，触摸到了西方近代科学内蕴的人和文化的自主，借助狂人发出“恶魔”的声音，激发中国人精神独立的渴求。

所以如果说《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对民族“摩罗”的一次呼喊，那么他的小说则是关于中国摩罗的一次具体的设想。 “狂人”乃至后来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中，鲁迅则更注重天才因为别具一格的性格而必致的孤独：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就是最孤立的人”（易卜生语）。他关注摩罗诗人不为世俗所容的孤独，雪莱“穷毕生精力，扬同情之精神，慕自由之思想，怀大希以奋进” 。但是，世俗谓之恶魔，众人加以排挤，使雪莱身陷孤立， “客意大利之南方，终以壮龄而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 ”莱蒙托夫与沙皇统治者“奋战力抗，不稍退转” ， “凡所为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 ”但却遭受流放之苦。裴多菲“纵言自由，诞放激烈… …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 ，^[15]后投笔从戎，沙场捐躯。鲁迅正是充分认识到了“摩罗诗人”英雄的骄傲与天才的孤独交杂的复杂性，这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审视多了一份清醒与自觉，在摩罗的浪漫追求中呈现出清醒的审视。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一个不顾忌教条和体面、厌恶伪饰的人：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 … ” ，别人也是“仿佛将他做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是异样的’” 。从小说开头并不多的文字中，看出鲁迅对魏连殳身上出现的“精神界战士”的性格特征，是有着期待和赞赏的。在《酒楼上》 ，鲁迅用回溯的几句话，画龙点睛地记叙了吕纬甫曾经有过的反抗： “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打起来的时候。 ”神道是人世间最大的习俗， “摩罗”的反抗中包含着对“神道”的反叛，这是西方自蒙昧走向自觉的起步，鲁迅也视之为中国人反抗压制的最初表现。所以敢于“拔掉神像的胡须” ，自然也成了吕纬甫反权威的叛逆性格的具象呈现。鲁迅笔下精神界的女性战士是子君，作为其小说中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她被娜拉感染，具有了与中国传统女性不同的品质，抛却服从，大胆地追求个性的独立，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呼声，积极地追求和实践婚姻爱情的自由。这是鲁迅启蒙主张中“立人”所必需的一种精神品质，也是他所推崇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性格。联系拜伦早期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哈洛尔特游草》中的主人公哈洛尔德追求自由、蔑视世俗的性格，但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倍感孤独和虚无的心灵遭遇，在拜伦后来的《东方故事诗》 、 《曼弗莱特》以及《浮士德》 、 《该隐》 、《唐璜》中，都有那些傲慢、孤独、愤世嫉俗、为自由和爱情而斗争的“拜伦式”形象塑造；雷蒙托夫的毕巧林也是一个高傲、孤独的当代英雄；雪莱诗中的莱昂和西斯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身上，都凝聚着坚毅不屈的反抗性格。(https://www.xing528.com)

但对于“摩罗诗人”作为精神界战士而必然产生的天才的孤独，鲁迅并非毫无觉察。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天才一旦出现，时常遭到“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者的竭力扼杀，他们“非遂即人群之骄子，坎坷流落，终以夭亡” ，所以拜伦因为坦率“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 ；雪莱因为耿直而“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 。^[16]“摩罗诗人在决定反抗专制的同时也决定了自己先驱者的孤独命运，因为他们腹背受敌。一方面是神权与君权的双重压制，一方面则是神与君的顺民们的压制。 ”^[17]拜伦的《该隐》一问世，便遭到多方的诟骂和围攻；裴多菲因为《致国王们》一诗而招致读者的指责： “从三月十五日以后几天，我忽然变成群众所厌恶的人了。我的花冠被夺去了，我独自在深谷里探寻，但是我庆幸自己没有屈服！ ”诗人笔下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人物，如反抗神权的该隐和普罗米修斯；厌世而远离庸众的哈洛尔特；希望自我毁灭的曼弗雷特和阿拉斯特；希望破坏复仇的路西弗和贝亚丽特采；蔑视道德狂放不羁的唐璜和莱昂；同样是摩罗诗人无所顾忌、渴望复仇、热爱自由独立的性格特征且又被庸众孤立的命运。

鲁迅对于具有“摩罗”基因的魏连殳们，也在《文化偏执论》中感叹天才的悲剧命运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 “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有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 ”^[18]在五四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中，鲁迅自身为摩罗所激发的是渴望成为引导民众走向幸福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但与1907年倡导“摩罗诗人”不同的是，此时的鲁迅已经退却了青春的激情和强烈的振奋，所以小说中人物的重点不再放置在反抗，而是更注重表现他们在英雄的追求与天才的孤独之间的挣扎，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头包花布，让鲁迅倍感激动的诗人拜伦，也不是为自由毅然战死异乡的裴多菲。 “狂人”之所以被认为“疯狂” ，所指既是他无人能解的孤独。魏连殳们被旁人视为异端，倍感特立独行的孤独。他们英雄的举动，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逐渐化为一个苍凉的手势。所以鲁迅更愿意正视中国知识分子为传统所宥的巨大的性格惰性，以及在与惰性抗争的悲壮历程中，他们的孤独与屈服，魏连殳、吕纬甫、子君最终接受了他们原本所反对的一切。这与“摩罗”的主张背道而驰，可见将近十年的挫折，使鲁迅修正了早期的“摩罗”观过于浪漫的英雄色彩。

不仅如此，鲁迅还将“摩罗精神”的标举延伸向中国的一般民众。他清晰地看到“摩罗诗人”面对如此众多的“平和之民” ，他们摇摆于博爱恋世和绝望厌世的矛盾之中的复杂心态；但“应该说年轻鲁迅即便是体味到了摩罗诗人们的这种复杂心态，那么也绝不会像他回国之后面对如此大群的六斤、七斤、九斤、孔乙己、华老栓、阿Q们之后的体验来得深刻。 ”^[19]这体验促使鲁迅在小说中发展了“独异个人”的另一个侧面——庸众中的“不合群者” ：贫苦农民阿Q 、劳动妇女祥林嫂、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作为“平和之民”中的独异者，鲁迅深刻洞察了萌发于他们内心渴望变革的细微的心灵悸动。这些为摩罗新声所激发的不自觉的醒悟者，构成了鲁迅“铁屋子”寓言中的“早醒者” 。鲁迅将摩罗诗人的心灵自由与古民的神思并举，盛赞“古民神思，接天然之bi宫，冥契万物，与之教会。 ”推崇一种积极的执著于内心真实、不顾惧既成价值和外界束缚的心态。鲁迅相信“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 ， “诗人为之语” ， “令有情者举其首，如睹晓日” 。^[20]恋爱的向往令阿Q“飘飘然似乎要飞了去” ，虽然他无师自通地知道这飘然的精神是可恶的“异端” ，但本能的诉求却逾越了阿Q “男女大防”的普遍观念，当他茫茫然跪倒在吴妈的脚下时，相信他遵从的恰恰是他个体的内心冲动；革命也一样，阿Q“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 ”然而一旦革命来临，让阿Q感到的是本能的复仇快意，因此欣欣然去革命了。阿Q对于恋爱和革命的痛恨是被世俗观念潜移默化的，所以相比环绕在他周围的庸众，他的求爱与革命，已经流露出不顾惧既成价值和外界束缚的真实心态。虽然鲁迅在小说中一再地明示阿Q“诗性”的不自觉状态；但小说结尾，当阿Q终于将“狼的眼睛”和“乡下人的眼睛”连成一片时，鲁迅分明写出了阿Q对参与杀人的看客的莫名恐惧，他更愿意相信阿Q是比周边的人更自觉地体会到了来自内心的关于死亡的真实感受，这是庸众中“早醒者”的灵魂震颤。 《祝福》中的祥林嫂被夫权、族权、神权的习俗捆绑，没有自由，但鲁迅还是捕捉到了被层层包裹的祥林嫂真实的心灵渴求：对灵魂与鬼神的质疑。激发了祥林嫂的“神思” ：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 ”“那么也就有地狱？ ”“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面对祥林嫂忽然发光的眼睛，鲁迅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 “这里的人照例是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然而” ，与周边的庸众相比，祥林嫂的疑惑是一次有意义的精神闪光。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曾经探讨过中国人的迷信中所包含的“神思之想” ，认为这是不安于物质生活的人的形而上的需求，是人精神追求的产物；但当迷信成为束缚个人心性自由的工具时，那么由此而引发的反抗同样是“有情者”的内心真实。联系摩罗诗人对神权的激烈反抗，祥林嫂的质疑，是在层层压迫之下，个体内心诗性的闪现。鲁迅一直坚信那些不斗争或胆小怕死的民族，他们遭受衰落灭亡的机会，要比勇敢不怕死的民族多。所以民族的自立应该基于如阿Q这样的人的主体觉醒： “如果阿Q革命了，中国也将革命；如果阿Q不革命，那么中国也不会革命。 ”民族拯救的希望来自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觉醒。

对个人“诗性”压抑的根源探索，鲁迅的思考也与摩罗诗人有相似之处， “上极天帝、下至舆台，则不能不因此变其前时之生活；协力而夭阏之” ， “保其故态”的实利追求吞噬了人们心中诗歌的光彩。个人被庸众围困而终至牺牲的不公平现象，拜伦在与托马斯・摩尔的信中有过十分深刻的表述： “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用荒谬的习俗作为衡量标准；所谓舆论，的确具有很大的势力，而舆论正是用黑暗来蒙蔽全世界” 。^[21]在鲁迅的思考中，因为那些荒谬的习俗，导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22]即使同为被压迫者， “臣民”也将挤压他人的痛苦作为对自己的安慰和娱乐，他们自己不愿意改变现状，却将“弱者”作为暴虐的对象。鲁迅小说中的“弱者”往往是不合群的，他们的早醒使他们成为被荒谬的习俗所不容的“独异”个人。 《阿Q正传》开头不厌其烦地交代阿Q“无名”的状态，但鲁迅又说“我所聊以自慰的，是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正通于人。 ”但凡对中国人的姓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可以附会在任何人名字中的字。所以鲁迅的自慰只是进一步突出了阿Q“无名无家”的落魄： “没有家，暂时栖身于土谷祠” 。中国传统习俗特别注重家庭， “无家”意味着丧失了一个最私密的生存空间，意味着最基本、最富有人情味的场所的缺失。这势必违背群体普遍的认识规范，面临着自我身份的定位困境。“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 。不仅无名，随着祥林和贺老六的相继死亡，导致祥林嫂的失家。但即使在无家可归的艰难生存中，鲁迅都没有提到她回娘家的可能性，两次“丧夫”她都来到鲁镇做女佣。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本就歧视改嫁的女人，更何况还会“克夫克子” 。孔乙己也同样，他的名字沿用了描红纸上“上大人孔乙己”的随意组合，小说中也没有涉及他的家庭，他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小酒馆里展开的。在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人们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功名不就的读书人，自然是连长衫都不配穿的。鲁迅相信这些弱者的心中是有“诗”的，但荒谬的习俗宣告这些无名无家的流浪者，成为庸众中的“不合群者” 。他们的命运就如魔鬼撒旦，因为戴着“离经叛道”的帽子，所以遭到人们的鄙弃，在社会上很难立脚。鲁迅曾以人猿同说的遭遇来说明他们的处境，努力变人的猴子， “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不能进化呢？ ”^[23]庸众的杀伐导致“早醒者”惧怕自己无法得到群体的认同，所以不断地漂浮在为群体埋没的安心中，并最终忘却了自我；民族因此失声，这是中国软弱的原因。鲁迅本来是执著于天才的浪漫摩罗诗观，但对庸众中“早醒者”的形象塑造，是他认识到了摩罗精神并非专属于天才，同样也存在于普通人中间，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更具价值，却又最容易被淹没和消解，所以这应该是鲁迅“天才”摩罗观的又一重修正。

伊藤虎丸在《鲁迅和西方文学相遇》一文的最后总结： “《文化偏执论》以下的三篇评论，堪称‘原鲁迅’的思想框架业已形成。特别是《摩罗诗力说》这篇作品，可称为他的文学原论，小说家鲁迅的真正起步，或许当在于此” 。^[24]虽然伊藤没有就摩罗诗人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展开细致的阐述和梳理，但他却是清晰地看到了它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鲁迅在《摩》篇最后曾发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25]十年后，他用小说对此进行了回应，为处于萧条中的中国少年带来清醒的“先决之阐释” 。^[26]摩罗的影响在他之后的《故事新编》中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