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神分析学实践于中国现代文学史

二　精神分析学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杰主要是以乡土文学作家的面目出现的，与鲁彦作家兼翻译家的身份不同的是，许杰既是作家，也是一个文艺理论家。他虽是文研会成员，却与创造社的作家保持着相当长时期亲密的联系，在相互切磋中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老一辈作家中，他是最早“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并将现代派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家之一。 1923年的《惨雾》 ，成为乡土小说中的“一篇杰出的作品” ，^[33]极大地激发了许杰的创作热情，萌生了一辈子从事创作的信念。但乡土文学的巨大成就，许杰加入文研会的经历，都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他在创作中曾经作过的关于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尝试，诚如茅盾所言，许杰的“题材是两方面的，他的作风也有两个面孔。 ”^[34]“五四”时期的许杰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我喜欢读林译的小说” ；而更为重要的是“醉心于新思潮新文化运动” ， “新思想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激荡着我们年轻的心灵。 ”敏锐而又不乏理性的许杰接受着各种国外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潮的洗礼， “这时期我们已经看过一些介绍外国人的书籍，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达尔文进化论… …都已经晓得一点。 ”^[35]虽然许杰自述这种接受不免带有追逐时尚的嫌疑，但也使他确立了“学习哲学，研究文艺，希望用文学艺术涵咏性情，陶冶德性，反映人生”的观念； 1923年，由于和张任天的接近，许杰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 ，廖抗夫的《夜未央》等无政府主义著作，并多次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活动，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 1927年前后，无政府主义的追求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替代^[36]，但在两种貌似对立的思潮选择的间隙，几乎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时，许杰希望在小说创作艺术的探讨上下点功夫，由此他关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实践在小说创作中，即着重于人物深层次内心世界的展示。以乡土文学起步的许杰，与富有现代派色彩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亲密接触，导致了他文学创作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向，也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与其他乡土作家不同的独特风格。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19 、 20世纪一个十分重要的学说，对西方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五四热烈讨论“性道德”的背景下，很容易引起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关注。许杰在五四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率先尝试了这种新颖的创作思想与手法，并创作了若干带有精神分析色调的小说。晚年他在自传中回忆20年代在安徽公学的一段经历，认为自己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那里开始的，而此时正是其与弗洛伊德学说逐渐产生共鸣的时期。与好友王以仁由天花板或墙壁的一点痕迹出发， “去神游幻觉的境界” ，互相述说“那离奇的似真似假的幻境” ，^[37]这种随意性的幻想很像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 ； “同时，我们也因读过了《苦闷的象征》 ，知道了有一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叫做弗洛伊德，而这种神游病，也就是精神病，是‘协识脱离’（歇斯底里） ，即是精神分裂的初步现象。 ”^[38]王以仁据此写出了短篇小说《神游病者》与《暮春时节》 ，都是描写男女青春期的性爱， “他（王以仁）所给我的影响，却较之我给他的，还要大许多倍。 ”^[39]在王以仁的影响下，许杰很容易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从幻想回到现实的路，——即是艺术”的创作思想，和心理分析派“无意识写作”的方法。 1929年，在小说集《火山口》的“新序”中，许杰回顾了自己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心路历程： “在四五年以前，我曾经一度注意过福鲁特的所谓新心理学：恰巧在那个时候，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也介绍到了中国来，于是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性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阈的白日的梦，便传染上了我的思想。那时的情形，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了的。 ”^[40]鲁迅对厨川白村倍加推崇，认为其是“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抵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41]，这同样影响了年轻的、正在寻求不断创新的许杰，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选择。

此时的许杰注重表达内心的追求，他的中短篇小说对人物细腻的心理流程的揭示，有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实践。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揭示了人类心灵的奥秘和研究人类非理性的无意识层次，为文学深入人的无意识领域提供了理论支持。对心理表现的实际运用，许杰在《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一书中坦言，虽然20年代初自己是文研会的成员，但更多的只是挂名， “我们的精神却是同创造社有关系” ，这应该是指自己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创造社表现“内心”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创造社同人的创作，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物，本身就与精神分析理论有一定的关系，这为许杰自然地接受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心理上准备了条件。同样因为王以仁，许杰得以与创造社的成员接近， “我们心中对他们是颇为仰慕与崇拜的” ，^[42]特别是与郁达夫多年的私交，郁达夫的小说观念，对许杰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法国作家法朗士，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 ‘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 ，我赞同这个意思。 ”^[43]郁达夫20年代的创作主要是自叙传小说，注重性欲在人生中的意义， “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 ”^[44]他的创作观念既有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也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启示。许杰在《醉人的湖光》中，用郁达夫式的笔触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苦闷。即使在早期表现乡土的作品中，许杰喜欢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通过对人物的幻觉的描写，揭示他们复杂的心态和情感，深刻地表现出中国乡村的落后与愚昧，这是许杰接受弗氏理论的心理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的原初过程具有幻觉的性质，提出幻觉来自于受压制的欲望，或者与受压力事件相关的记忆，非正常的幻觉，是自我防御的一种手段。 《惨雾》以“我”的视角叙述故事，不仅冷静地审视了原始习俗的残酷，同时也表现了香桂在宗族械斗的夹缝中的惶惑和恐惧心理，香桂同时存在的对立冲动或情感，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矛盾心理”中指涉的既爱又恨的情感，由此见出了许杰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初步尝试。特别是通过人物的幻觉，将械斗前“甜蜜的情话”和械斗中“阴森森的白刃”整合，渲染了香桂无意识深处的恐惧心理。 《大白纸》中也有类似的幻象，香妹在昏迷中与情人被反缚沉潭的幻觉，应该是她被压制的意象——耳闻目睹的沉潭印象暗示下的一种惊惧心理。到同样审视乡土陋习的《赌徒吉顺》中，通过各种幻想、幻觉及心像的流变，勾勒出人物精神世界中多重冲突，更富有精神分析的艺术色调。其他如《深夜》 、 《和平》以及《督办署的候差员》 ，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描写了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动乱。许杰很少正面描写战争，而是着重于战争状态下人们精神和心理的深刻变化。在揭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农民的同情方面，依然有着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更多倾向于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注重潜意识活动的技巧运用。(www.xing528.com)

同时，在许杰乡土小说中，与其他同时期的乡土作家不同的是，他涉及了农村乡民被压抑的情欲和性欲的表现。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坚固的规范，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约束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 ，极大地压抑了人的性欲本能。 “五四”以后，虽然知识分子竭力张扬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并将妇女解放纳入性解放的重要对象，但这种影响更多局限在知识分子自我或都市的青年男女中，农村依然很难感受到性爱解放的自由。许杰的成就，应该在于用淡化了的故事情节，借用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的阐述，勾勒出农民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性本能。 “力比多”被认为是人生命的一种内驱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最初指寻求快感的性欲能量，它迫使性欲望通过躯体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它潜伏在无意识中，受到外在的道德和习俗的压迫，并千方百计寻求满足，一有机会就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许杰通过《火山口》的主人翁，表达了自己对弗氏“力比多”理论的呼应，人“也有性的要求，正如有吃饭的要求一样” 。^[45]《大白纸》和《台下的喜剧》都是探讨农村青年男女对性爱自由的追求。新婚不久的妻子仍然爱着以前的恋人，农村少女爱上了外来的戏子，不幸被村民“捉奸” ， “本我的性意向冲动”难以抑制，最终导致逼疯或毒打的悲剧； 《小草》 、 《改嫁》和《典妻》则是关于农村妇女出嫁以后，受欺凌辱骂，或被逼改嫁、或视作商品买卖的不幸命运，无论是“改嫁”还是“典妻” ，在女性不幸命运的背后依然是关于农村乡民性能量或性交易的审视。另外；对于处于强势的中国男性，传统的性爱取向的审视，许杰在《音乐会中的女主人》中，有十分精到的表现。 “我”从后世文人对一代名妓苏小小的种种吹捧和赞颂中，体会到“那不过是中国千年来男性的性压抑和变态的一种表现” ，从而揭示出“我”离开上海游苏小小墓的隐秘动机是“被压抑的变态心理” 。

1925年的《出世》虽然没有涉及性，但作品中多次提到“福鲁特的心理分析法” ，流露出对弗氏理论的关注。 “我”是一个精神治疗的学者，虽然此时的许杰还深受“为人生”的观念影响，最终以乡下女人的自尽宣告了弗氏“精神宣泄”理论的失败。但之后的创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变态心理，逐步成为许杰小说的结构，显示出其对弗氏理论的自觉演绎。这应该与西方现代派作家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所进行的创作实践有关；他根据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观察，西方现代派作家在表现人内心的复杂时，自然将笔触伸展到梦、歇斯底里症、变态性欲等无意识领域。在《梦中》 、 《火山口》 、 《雨后》 、 《你的心曲》 、 《暮春》 、 《堕落》等小说中，既有通过梦境所获得的暂时性的心理满足，更有“关于被压抑的变相的性欲描写” 。^[46]《梦中》前半部写“梦中的幻影” ，结尾涉及了人心理的变态与分裂。 《火》则表现了主人公“被压迫在下意识的性欲复现，是怎样的套上一层假面具到上意识来演把戏” 。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一文中剖析了成年人“白日梦”的特征： “一种是野心欲另一种是性欲” ，人生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对立，使得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只能在白日梦中实现，他进而认为文学艺术就是实现诗人“白日梦”的一种手段。这种“幻觉性满足”比较典型地体现在许杰的《你的心曲》中， “有意识地想表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的心理状态” ；^[47]“我”把一个孤苦独居的年轻女子作为满足体验的客体的形象，想象她所缺乏的“最高的灵魂”便是性的满足，由此舒解性欲的压抑，消除由于内部需要所引起的紧张。 《暮春》以与平素的理性极不相称的热情，倾诉了自己热烈的充满爱欲的灵魂， “在白日里也给我造梦” ，梦想与所爱的女子结合；同时我还“要把我的梦境留住，我决定要在纸上留一些痕迹” ，而且“我”一再感到自己的写作，就是“在做着我‘醒时的梦’ ——白日的梦” ，这应是弗洛伊德所谓被压抑的“力比多”在文艺上的“升华” 。小说中“关于被压抑的变相的性欲的描写” ， “我的爱火，正加极容易发火的黄炽火柴，无论在什么地方，要一触即发的。 ”“我是时常希望着我的夏子死去的，但夏子总没有死。 ”而之后具有某种忏悔意味的自我心灵解剖， “我对于春的倾慕的心，一向是被我压住的，我的心中有时也会引起冲突，但冲突的结果，毕竟是道德法律与社会制裁得了胜利，把它压了下去。 ”^[48]这段文字完全是对弗洛伊德早期无意识中原始的性欲冲动与意识中道德法律，以及后期理论中“本我”与“超我”间博弈的经典阐释。弗洛伊德认为人性欲的本能冲动常常为外在的社会道德和习俗所压制，但它又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即使是在许杰明确宣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的1927年的《子卿先生》和《邻居》中，弗氏理论的影响，还是十分自然地从他的作品中流泻出来。前者少年讼师子卿，对“馄饨小妹”“肉的陶醉” ，想跪在她面前， “向她的脚边舔了几舔”的变态心理；后者几乎通篇都是刻画木金龙对隔壁小文嫂单相思的复杂微妙的心理轨迹，这些都是对弗洛伊德“下意识潜入意识阈”理论的演绎。

许杰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受，又是有限度的，国内学人在介绍弗氏理论时，不断流露的保留性意见，他熟悉的厨川白村对弗氏理论“性决定论”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杰的接受。在《文艺上的灵与肉》的杂谈中，他进一步修正了自己对弗氏理论的认识，开始意识到一个个“不幸的，畸形的，社会的零余者” ，^[49]终日沉醉在性爱思念的不真实，认识到“除了肉体与躯壳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所谓精神或灵魂的那件怪物的存在” ， “灵魂是要向着未来的不可知的世界中伸展的” ，“灵魂是要超然于一切的自然的丑恶的肉之上的” 。^[50]由此许杰对沈从文的《看虹录》表现了极度的不满，认为是“色情文学” ，不利于现实的抗战；对自己过去小说中的弗洛伊德色彩进行了清算， “人生的苦闷的解决，每每是和发生人生的苦闷的社会根源有很大关系” 。要硬说是什么“下意识的升华作用” ， “那也会真的成为‘白日的梦’的” 。^[51]许杰开始把《火山口集》作为“过去的思想的墓圹” ，小说创作技巧上逐渐摆脱“游移的性的描写” ，^[52]更侧重于人物的精神与灵魂，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相结合， “我们所要求的是对于下层社会的同情和对于上层建筑的反抗。 ”^[53]由此他的小说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而更有意义的是，他把革命文学的种子撒播到了新马华文文学中，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浓厚的战斗气息注入了新马华文文学；他据此而创办的《枯岛》 ，强烈地冲击了当地沉滞落后的旧文学，这是许杰在接受西方思潮和文学影响的同时，所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输出，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其所产生的启示和影响也是深远的。

许杰在域外文学的启示下，其艺术创作的探索求新，以及艺术流派和技巧追求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并非现实主义一统天下，而是流派纷呈；也正是如此，才使许杰在现代文学中呈现出与其他乡土作家如台静农、王鲁彦等迥异的艺术个性，同时也显示出当时知识分子处在域外诸多思潮的夹击中，他们文学选择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