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说创作：乡土记忆引发克微支思考

一　乡土记忆下显克微支的牵引

王鲁彦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起步的。 1920年，王鲁彦只身来到北大，加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开始了其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涯。他勤奋学习世界语，并在阅读世界语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萌发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此后几年，他在翻译外国文学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由此体味了域外文学的内蕴，促发了其内心深处初次的文学体验和感悟，并逐步掌握了小说的创作技巧。考察鲁彦译文的总体情况，主要是译介俄国和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这并非单纯出于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考量标准，而是显示出鲁彦在翻译方面自觉的民族意识。当然，鲁彦域外文学的价值取向，客观上与汹涌澎湃的“五四”新潮的洗礼，和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强调有关。因为弱小民族与中国有相似的处境，译介其文学对中国有着特殊意义； “无论如何弱小的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正因为它们弱小，受压迫，被损害，它们的灵魂愈加沉痛，愈加悲哀，而从这里所发出的呼声愈比大国的急切、真挚、伟大。文艺正是从灵魂中发出来的呼声，我因此特别爱弱小民族的文艺。在它们文艺的园地里，我常常看见有比大国的更好的鲜花。 ”^[2]“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引进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时，一直将波兰文学作为首选，并对显克微支的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如鲁迅、茅盾、周作人等，都曾大力译介显氏的作品；茅盾主持《小说月报》期间，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显克微支也是被译介最多的一位波兰作家。而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文学的兴起，使得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凸显， “在此刻的地位，中国人更应对于他们感到亲近。 ”^[3]这为由浙江农村走入都市，并开始创作的鲁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与显克维支相似，鲁彦身处一个充满战乱、动荡不安的时代，被压迫民族的共同的耻辱性体验，使鲁彦在乡土的回望中十分自然地认同了显克微支的乡土叙事。其次，鲁彦对显克维支的青睐，也与他奉为导师的鲁迅的译介兴趣相关。鲁彦在北大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深受其小说观念的影响。换句话说，研究鲁彦与显克微支的关系，是无法绕开鲁迅在其中所起的中介和影响的。鲁迅自述留日期间，对波兰文学的关注是从显克维支开始的，显氏是他“当时最爱看的作者”之一^[4]，他与周作人一起收集《显克微支小说集》 ，把他的《乐人扬珂》 、 《灯台守》 、 《天使》收入《域外小说集》 。鲁迅对显克微支的推崇，鲁彦对鲁迅的崇敬，促成了鲁彦“热烈地称颂显克微支” ，^[5]1928年鲁彦发表译作《显克微支小说集》 ，称其为“波兰唯一的、伟大的作家。 ”^[6]并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与显氏始终保持着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显克微支的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长篇历史小说，然而对鲁彦来讲，他对显克微支的赏识，首先聚焦的是他中短篇小说中的乡土表达。当然，这样的选择，除了上述时代大背景和鲁迅的影响外，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动因。通常说来，创作主体的题材选择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实践。鲁彦与显克微支的亲和，与两人共同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意识有关。显克微支的创作中，童年时期农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成为重要的源泉， 1900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显克微支深情地说： “先生您问我的早期的影响和我成长的氛围与环境，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真要感激它让我了解了我们的农民和他们的语言。 ”^[7]显克微支是欧洲文学中最注重表现农民的作家之一，相似的乡土经验给初登文坛的鲁彦提供了启示。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热切关注，折射的是知识分子鲁彦和显克维支站在民族立场上，批判现实、反对强权、改造社会和建构民族国家的启蒙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从创作意识看，显克微支早期受“华沙青年派”“倾向性”创作的影响，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疾苦，乡村劳动者应该进入文学，对他们的艰苦劳动和不幸生活表示深切同情。鲁彦的创作也一直秉持着一种激昂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开始创作时，主要是诗歌。但当他发现写实比抒情更容易抒发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时，他的创作发生了倾斜。顾芝英回忆表哥鲁彦在北京的求学生涯时，认为他很能接受新的思想潮流，深受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8]巴金在《写给彦兄》一文中，也深情地回顾了鲁彦作品带给他的震撼：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 ，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社会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 ”^[9]

当然，鲁彦创作一以贯之的文学理想中，显克微支的人道主义理念一部分是通过鲁迅的“摆渡”实现的，特别是鲁迅“立国”先“立人”的博大思想，是他对西方现代文化认识和择取的结果，其中就有对显克微支人本思想的接受。鲁迅欣赏显克维支，主要是显氏作品中对弱小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呐喊，这同样也构成了鲁彦关注显克维支的一个基点。鲁迅为鲁彦译作《敏捷的译者》写的“附记”中，昵称鲁彦为“吾家彦弟” ，事实上是对鲁彦人道主义思想和启蒙立场的一种赞赏和激励。

鲁彦的创作，无论是题材选择上，还是在艺术手法方面，都受到了显克微支乡土叙事的影响。将笔触聚焦于农村的社会现实以及乡民的悲惨境况，显克微支用细腻的写实笔法，揭示出波兰农村的社会悲剧，把整个波兰农村种种罪恶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诚如周作人所言： “显克微支所作的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 ”^[10]他的代表作《炭画》被认为是波兰文学中最凄惨、最富于悲剧性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以一场波兰农村的兵役圈套，讲述了一个悲苦的农民家庭家破人亡的故事，以此声讨了闭塞、落后的农村社会的冷酷，及权势者对他人生命尊严的践踏。显氏笔下宗法制农村社会阴暗的色彩和人生的悲剧，与中国农村相似，胡愈之在阅读《炭画》后，曾经十分感慨地说： “书中所述羊头村人的生活！农民的愚昧！土豪的凶残！无一不与我国乡村人物相同。 ”^[11]鲁彦笔下的人物也大多生存在农村，将视角投向殖民地背景下中国宗法制乡村社会宽广而真实的生活，展开旧中国农村闭塞和破败的原生图景，捕捉滨海农村平凡生活中乡民悲惨的处境，表现历史重负下凄苦的灵魂，这是鲁彦小说与显克维支乡土叙事的共通之处，充分显示出王鲁彦乡土文学作家的本色。 “据我所知，他于一切小说家当中，最崇拜的是波兰的显克微支。他译过显克微支的小说，其尤为欣赏的一篇，却是周作人译的那本《炭画》 。 ”^[12]鲁彦的《中人》 、 《乡下》和《愤怒的乡村》中，也有类似的阴险狡猾的旧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由此透视乡村生活的冷酷；短篇名作《黄金》则透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多层次描写，展现出农村社会冷酷虚伪的人际关系和鄙俗风气。 《屋顶下》则转向农村家庭内部，以传统观念中复杂的婆媳关系，显示出由于社会动荡赋予家庭的阴影。

同时，鲁彦与显克微支一样，小说中有对民间习俗的真切描写， “在他的作品里，明显地透露着他对民俗学的趣味。 ”^[13]民俗是一个地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心理的具体反映，是一个地域人群共同的生活方式，对作家的人生观和审美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鼠牙》比较有代表性，表现民间的鼠信仰、鼠婚习俗； 《岔路》中的“求雨”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浙东农村的风习； 《关中琐记》更是民俗、民风的大汇编，其中民间送穷鬼、招魂、老鼠嫁女等习俗， “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的价值” 。^[14]而显克微支的小说中充满着波兰地区的地域风貌和风俗民情，对波兰农村的山地风貌及文化有生动的刻画。但与显克微支对自然风俗更多的持赞赏不同的是，鲁彦往往更注重冷酷的农村习俗对淳朴心灵的压迫和损害以及农民在此重负下的苦苦挣扎，他的《菊英的出嫁》 、 《岔路》等，抓住农村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以“冥婚”和“械斗”勾勒出一幅独特的民间风情画，从中显出现代中国农村的落后情状。但作者将“冥婚”的礼仪写得细致逼真，在呈现乡土文化景观的同时，也将一个母亲对早逝的女儿绵延不尽的思念和对阴阳相隔的无奈，表达了出来，由此体现的真诚，与显克微支对愚忠的“老仆人”的怀恋一样，在乡土的怀念中，呈现出一份温暖。

所以显克维支和鲁彦的乡土情怀，总是徜徉在欢乐与郁悒的矛盾中，这源于他们对“爱”的渴望和诉说。显克维支乡村社会的典型描写中，淡淡的欢乐和哀伤铸就的抒情氛围，蕴蓄着“爱”的激情。诚如法国文学批评家格拉比博士所说： “显克微支汗牛充栋的著作只创造了一个字，就是‘爱’ 。 ”^[15]他一方面念念不忘波兰农民灵魂深处的“愚”与“恶” ，另一方面却又深爱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 … …最早我从乡村生活和大自然得来的印象使我爱上了大地和人民。 ”^[16]鲁彦也如此： “我对于故乡，历来有深的厌恶，仍同时却也十分关心，详细的询问着一切。 ”^[17]所以他们虽然时常诅咒着乡村的落后，但也经常面临着乡情与理性的冲突，在对乡村作凌厉批判的同时，灵魂的一隅仍沉湎于对故乡的眷恋，以至不时流露出怀乡的感伤和悲苦情调，这在鲁彦和显克微支儿童题材的小说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述。鲁彦《童年的悲哀》和《小小的心》与显克微支《乐人扬珂》 、 《天使》一样，一面是孩子对人身自由与美的热爱，另一面却是成人世界的凉薄，浸透着甜蜜与悲哀的矛盾感情，夹杂着浓重的感伤和怅惘之情。犹如一双悲悯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在农村贫苦生活中如野草般倔强成长的孩子，他们幼小的心灵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动，他们困苦生活中难以言说的欢乐和悲伤。表现在儿童形象的塑造上，两位作家的描写颇为相似。 《小小的心》中作者第一次见到阿品时， “很觉瘦小” ，使人感动的迷茫的大眼睛；显克微支描写扬珂时，也一再强调“他的身体一直都很瘦小” ，有一双大眼睛。 “有着洁白的纸一样的心的孩子”阿品和《天使》中纯洁的玛丽莎都是孤儿，共同遭遇着成人世界的凉薄，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悲哀。同时两位作家的笔触又深入到儿童的精神世界中。扬珂对音乐的执著和坚韧，与“我”对胡琴的向往，都出于对音乐的审美本能。犹如空寂生活中的闪光，音乐是两个孩子共同的精神寄托。小说都涉及了两个孩子自作乐器的情节，表达着他们对生命之美的执著信念。但扬珂和阿成哥的死亡，却凸显了自以为公正的成人世界的冷漠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当皮鞭无情地抽打着瘦弱的小音乐家，显克维支心中的悲伤，犹如“我”因为阿成哥的丧命而留下的永久的心灵创伤。

当然，由于民族时代乃至个人气质的不同，两位作家乡土的眷恋表达也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欧洲文化则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鲁彦对农村自然世界的钟情，主要表现在他的散文中；小说中则更着重于对于乡村世界人事的温馨回忆， “我”对胡琴的渴望，周围的成人世界给予的理解，母亲虽然囿于传统观念竭力反对，却并没有付诸行动，都使小说弥漫着与哀伤相对的温情， “于泪光中闪现着一丝笑影，在黯淡里透露出一点阳光，显然对人生一直寄予着不渝的希望。 ”^[18]显克微支却更重视通过农村充满诗意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表达他对人物深刻的同情。他把扬珂感应自然的快乐与陶醉，写得如诗如画；玛丽莎的雪夜之旅，也尽显地域的神秘与诗意，但对于波兰农村的人事，更多则强调成人世界的残酷，这使他的小说在自然与人情的矛盾中，比鲁彦有更强的叙事张力。(www.xing528.com)

鲁彦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乡土写实作家的中坚人物，主要是由于其在“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上，深得鲁迅小说的精髓，这显然也是显克微支，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要表现的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鲁彦《阿长贼骨头》中自私怯懦的阿长，和《柚子》中亢奋的看客， 《一个危险的人物》中麻木的群众，正是鲁迅先生深恶痛绝的“精神胜利法”和“看客心理”的经典诠释。在娓娓道来的乡村悲剧中，探求着人生希望与失望的交集；控诉着农村封建宗法思想和愚昧落后意识酿成的种种悲剧，包含着对农民心理性格的历史和文化反思。显克维支对同胞们的缺点从来不是熟视无睹的， 《酋长》是最为典型的剖析民族性格的作品。一个部落在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下灭亡，却没有点燃仇恨的怒火，对金钱的臣服，消解了民族的耻辱。显克微支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揭示了印第安黑蛇部落悲惨的历史和部落遗民的麻木灵魂。无怪乎周作人疾呼： “文情哀怨！斯真波兰之文章耳” 。^[19]这震撼人心的悲剧何尝不是中国人的，鲁彦的成名作《柚子》 ，揭露了军阀的杀人如麻和社会的生灵涂炭，愤怒于中国农民对生死的愚钝麻木，亦是作家在历史转换时刻的忧患与呐喊。

同时，在表现“国民”劣根性的笔法上，鲁彦也与显克微支一样：寓冷静于热闹。在貌似轻捷的笔调中带着辛酸和沉重， “事实是在我不合投机，也不会标榜，对着那热闹的场面是以冷服相待的。我做人如此，写文章也如此。 ”^[20]他们善用冷峭与诙谐的揶揄和议论，呈现出“热中带冷”的抒情笔调： “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 ，在鲁彦的作品里“是最为热烈的了” 。^[21]而周作人也指出： “显克微支（Hemryk Sienkiewicz l846 — 1916）所作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以深刻悲痛的冷嘲胜。但他又是一个抒情诗人，有许多言情的作品也极佳妙，… … ”^[22]仔细品味周氏兄弟对鲁彦和显克微支的评价，事实上异口同声地点出了两位作家小说创作手法，都是“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23]。在《酋长》中，面对血腥的暴行，显克维支冷峻而又不失讽刺地说： “正义完全胜利。 Chiavatta烧成灰烬！住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砍杀了” 。以一种貌似扭曲的心理，反抗这充满着杀戮的世界。鲁彦的《柚子》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你们的头生在你们的颈上，割了去不会痛到我的颈上来。 ”“即使你们将长沙烧得精光，将湘水染成了血色，于我也没有关系。 ”“焦急的暗祷着” ， “等我一等，不要背着我杀，不要辜负了我来的诚意，不要扫我的兴！ ”叶圣陶深有感触地评价： “作者的感受性非常锐敏，心意上细微的一点震荡，就往深里、往远处想，于是让我们看见个诚实悲悯的灵魂。作者的笔调是轻松的，有时带点滑稽，但骨子里却是深潜的悲哀，近于所谓‘含泪的微笑’ 。 ”^[24]这与周作人与显克微支的评价相似： “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尔笑中之泪殆有过之， 《炭画》即其代表矣。 ”^[25]足见鲁彦与显克微支小说创作技巧的相通。

应该说，鲁彦对显克微支乡土小说的青睐，并不表明他对显克微支取得重大成就并为其带来诺贝尔荣耀的历史小说，熟视无睹。鲁彦和显克维支都身处灾难深重的民族国家中，对被压迫有着深切的体验，并转化为强烈而又执著的呐喊。鲁彦的身上有着浙东人的刚毅倔强，与显克维支的性格有共同点，他们都曾因为反抗强权愤而辞学。而30年代后的鲁彦，在国内左翼文学愈演愈烈的文学大背景下，创作上更倾向于显克维支的历史小说。在介绍显克微支的文章中，鲁彦对他的三部伟大的历史小说，做了相对详细的评述： “伟大的三部作品象阳光似的走了出来，充满着希望的呼声，唤醒了沉睡着的心，而又不息的鼓舞着它们。 ”^[26]计划中的长篇三部曲《野火》 、 《春风》和《疾草》 ，也受到了显克维支长篇历史小说《火与剑》 、 《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的激励，希望以浙东农村为背景，描写广大农民在天灾人祸交相逼迫下的悲惨生活，写出了华生、阿波、秋琴等富有反抗精神的新农民形象。与显克微支同声相应的是，鲁彦的小说既是一种知识分子姿态，也是战士的姿态， “事实给我们证明了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用自己的血肉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27]18世纪末以来，在波兰反对沙俄侵略、要求民族独立的解放中，作家、诗人的作品无不充满爱国主义的呼声，这在显克微支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显克维支谴责波兰人过分要求个人自由，以致不能为国家利益牺牲私利的性格缺陷，但他也如实表现了波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英勇气概。鲁彦的《乡下》 ，着重揭示以阿毛为代表的三个忠厚善良的贫苦农民，饱受天灾人祸，终致家破人亡的悲剧，探讨了农民反抗的可能性。 《野火》 、 《陈老奶》 、 《千家村》等，则为伟大的民族战争呐喊，可以说是对显克微支爱国主义情怀的一种实践。表现中国农民在动荡的时代中的种种磨难和不幸，肯定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和坚韧意志。在以华生为代表的青年农民的觉醒和集体斗争中，平凡的劳动妇女陈老奶在民族危难中为求生存而作的奋斗，坚毅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犹如显克维支《十字军东征》和历史小说三部曲中波兰人抗击侵略和求取生存的坚韧，这是民族在生死关头，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就指出鲁彦等作家从乡村走向都市的心里轨迹： “ …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都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讲，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28]1919年春，为了分担父亲和家庭的忧愁， 17岁的王鲁彦“跋涉山水去探开另一个憧憬着的世界，勇往地肩起了‘人’所应负的担子”^[29]。虽然他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从闭塞的浙东乡野来到京沪求生和求学，现实的都市世界人的等级悬殊，漂泊流浪的生活，使鲁彦备尝艰辛和无奈，有了乡下人的“自卑” ，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正如他在《秋雨的诉苦》中所吐露的： “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钞，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象猪一般的甜甜蜜蜜地睡着，白天象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都市代表的现代文明和新思潮的冲击，使鲁彦开始以一种觉醒的现代知识者的眼光，表达对乡土身份的关切和忧患。 《李妈》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出走城市的形象，她的生活遭际及其性格发展，是在城乡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完善的，而其背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破产，则进一步加剧了身份危机。面对都市的异己感不仅是李妈的，也是鲁彦的。同时，鲁彦返观乡土，也深刻体会了外来工业文明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冲击。 《桥上》的小商人伊新叔和《许是不至于罢》中的王阿虞，因为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滋长而破产，自身在世代居住的乡村中的存在的怀疑。

由此茅盾认为鲁彦的小说人物之于鲁迅，已经发生了变化： “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 ”^[30]鲁迅认为鲁彦等作家的创作不同于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 ，勃兰兑斯的“流亡文学”更多是基于一种政治上逼迫。鲁彦的乡土忧患，与背井离乡或身居异邦的克微支，对乡村故国的深刻眷恋引发的身份焦虑，在精神上更为相通。青年时期走向华沙，使显克微支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沙皇政府对波兰的压迫；中年时期以特派记者身份远赴美国，在赞赏美国发达的科学与经济的同时，也深味波兰移民备受歧视和思念祖国的痛苦，对于他们的身份危机和心理变化，也有十分深刻的探讨和表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胜利者巴尔代克》和《灯塔看守人》 。前者在殖民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忘却了自我的民族身份；后者则在悲苦的流浪生活中，高扬了内心崇高的故国怀恋；这对于一个正在追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实在的话题。与鲁彦带有左翼色彩并执著于乡土的危机意识相比，显克维支是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探讨波兰农民的身份意识，这种区别与作家的经历、才情和民族国家的时代语境是不可分割的。为显克微支赢得诺贝尔荣誉的《你往何处去》 ，在物欲横流的罗马帝国暴政之下，探讨了人的精神和信仰的归属，这又是鲁彦来不及企及的创作深度。

外来的冲击引发的身份危机和情感失落，在两位作家的笔下，主要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实现。鲁彦十分推崇高超的心理描写，曾盛赞保加利亚作家耐米罗夫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心理分析者、也是一个深懂女人的灵魂的作家。 ”^[31]对于显克微支作品中的心理描写，鲁彦更是倍加推崇： “读了显克微支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最能探得人生的痛苦、烦闷、忧郁、悲哀——心的深处的” 。^[32]孤独的守塔老人在阅读来自祖国的诗歌时，内心汹涌澎湃的激情和痛苦；巴尔代克身份迷失后的双重心理，都带给鲁彦深刻的启示，使他十分重视人物深层心理的开掘。把人物放到特定环境中，通过矛盾冲突，来揭示其心理变化。 《李妈》和《许是不至于罢》中主人公乡土身份的怯懦更多的通过人物的心理展开，一个想凭辛勤劳动换取城里人的同情和信任的农村妇女，最终被逼“以恶抗恶” ，在城市迷失了自己；鲁彦深沉凝重的笔调，真切、细腻地写出了李妈进城后的心理演变过程。在剖示宁波土财主王阿虞为保住财产而采取虚伪狡诈的处世态度，作者将其阴暗的内心世界和周围人们的冷漠与利己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在富有左翼色彩的《野火》中，也有急浪翻卷的心理描写。葛生在弟弟大闹丰泰米店后，因为乡长的逼迫，外表的平静掩盖不住内心的纷乱、懊恼和恐慌的心理，刻画出了胆小谨慎的农民瞻前顾后的真实心理，这是王鲁彦对显克微支小说创作技巧的一种回应。

王鲁彦的创作深受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将本民族的地方色彩与外来文学有机地结合，虽然不及显克维支小说的史诗艺术，但却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