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像与生控复制的应用：生物学领域新进展

二、生物数字图像与生控复制

生物数字图像是生控复制的生产对象。生物数字图像既是数字形式的又是生物形式的文化商品。米切尔说：“图像转向的新版本大约在晚近的二十年中产生。它是朝向‘生命图像’或准确地说是‘生物数字图像’的转向，这些鲜活的图像借助生物学和信息科技被给予了生命的姿态和外表。计算机和基因工程的发明在这个图像转向的古老比喻中，特别是在形象和生命形式的比拟中产生了一个新的转折。”^[12]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米切尔的生命图像（biopicture）是生物数字图像的简称或略称，因为无论是生命图像还是生物数字图像都涉及生物学和计算机两个方面的内容，而“生物”和“数字”正是对这两个方面内容的体现。米切尔认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侏罗纪公园》（1993）中的一帧元图像（metapicture）恰当地阐述了生物数字图像的观念。该电影中一只失去控制的迅猛龙冲进计算机控制室企图吃掉工作人员，此时控制室中的投影机将计算机中的DNA编码投射到这只恐龙的皮肤上。被打上DNA编码的恐龙图像很好地阐释了生物数字图像中的生物和数字的双重性。因而，米切尔反复强调生物数字图像是建立在信息科学和基因工程基础之上的。生物数字图像有别有于以往图像的地方在于，它如同有机体生命一样携带着数字的基因密码。那么，这种生物数字图像中的基因是什么？

生物数字图像的数字基因是形象。首先，米切尔区分了形象（image）与图像（picture）的关系。在米切尔那里，图像与形象当表示二维平面内的视觉再现时常常被他交替混合使用。但是，米切尔意识到图像与形象显然也存在三个区别：其一，图像与形象是具体客体与虚拟现象的区别，其二，图像与形象是故意的再现行为与自动的想象行为的区别，其三，图像与形象是特定的视觉再现（形象家族中的图像）与整个形象家族（the family of images）的区别。^[13]概括起来，图像是实体的、个别的文化客体，而形象则是虚拟的、总体的心理现象。当图像传达出一个形象时，无论我们如何破坏这个图像，该形象都不会被取消。这个保留着生命基因的形象出现在其他图像中并借助大众媒体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因而，段炼说：“米切尔的当代图像学，关注形象怎样变成了图像，关注形象所携带的信息，以及形象经过了加工或人为的扭曲而成为图像后，这图像所具有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功能。”^[14]其次，形象与生命形式间是双向的隐喻关系，形象是生命的模仿而生命也是形象的模仿，这就如同DNA与有机体的关系。米切尔说：“种类如同一般形象一样可以辨认出在不同个体样本中重复的品种和模板。……相反，这些样本如同图像一样是种类或形象的具体、物质的体现。……形象与图像如同种类与样本、家族与成员间的关系。”^[15]因此，形象是图像的DNA，而图像是形象的身体。罗兰·巴尔特在《明室》中曾隐约地意识到了图像身体中的形象基因，但是他并未深究这个问题。^[16]其实，任何具有伦理道德的人都不会故意地把一张母亲的照片撕碎。米切尔提出的生物数字图像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话题。因为照片中生活着母亲的伟大形象，这个形象如同母亲的DNA一样是克隆母亲的全息替身。换句话说，照片中的母亲与现实中的母亲处于克隆关系中。因此，撕碎这张照片意味着对长辈的不敬和僭越，是一种伦理的禁忌。总之，当福柯宣布我们已经走进生命政治时代的时候，米切尔认为对图像的认识应该提升到生物数字图像层次。此时，米切尔的生物数字图像与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产生了共鸣。^[17]

何为“生控”（biocybernetics）？生控是“生物控制”的简称，这个概念在“生物”（bios）与“控制”（cybernetics）之间存在辩证的张力。“控制”在古希腊语中是船的舵手，意味着操纵和管理。而生物则意味着有机生命，它对来自机器的控制采用或屈服或抵抗的策略。显然，米切尔对后现代主义、数字时代等划分时代的概念表示不满。米切尔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命名当下新事物的占位符号，无法阐释新事物产生的方式和原因。而数字时代、信息时代和计算机时代都是对我们时代的一种简化称呼和肤浅表达，无法完整浓缩当代社会的文化精神。^[18]因此，米切尔主张用生控范式的观念描述当今时代的文化精神。因为“生控不仅涉及控制、交流领域，而且涉及逃避控制、拒绝交流领域”^[19]。在米切尔看来，人体炸弹是生物沦为机器控制，而智能炸弹则是生物控制机器，二者正是生物与控制间冲突的典型案例。因此，当代社会不是简单的数字时代或克隆时代，而是二者糅合的时代，起于20世纪晚期的生控范式是当代社会的表征。(www.xing528.com)

生控范式在社会生产领域表现为生控复制。首先，生控复制的思想诞生在米切尔对恐龙这个生物数字图像的研究中，恐龙图像完全是生控复制的直接产物。米切尔认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控复制的工厂，它生产远古恐龙作为旅游文化商品。因此，米切尔在《最后的恐龙书》（1998）中首先提出生控复制时代（The Age of Biocybernetic Reproduction）的概念。2000年秋季，米切尔开始撰写同年11月份应柯柏联盟学院人文学科系主任约翰·哈灵顿（John Harrington）的请求发言的草稿。^[20]这篇发言稿就是《生控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此文在2003年9月于《现代主义／现代性》期刊中发表，后在2005年收入米切尔的专著《图像何所欲》中。可见，恐龙图像作为一个具体的生物数字图像促使米切尔抽象出生产这种图像的生产方式即生控复制。其次，米切尔分别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界定生控复制。狭义的生控复制指计算机技术和生物科学的结合实现了有机体的基因克隆，而广义的生控复制涉及新的技术媒体和政治经济结构对有机体现状的改变。^[21]在当代，计算机的升级换代直接引出了新媒体和自媒体，这无疑对政治经济结构的更新起着催化作用，所以计算机深刻影响着处在这个社会环境和媒体形式中的有机体。因此，生控复制主要以DNA解码和信息科学为标志，是在有机体和计算机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与再生产。人机一体是生控复制的主要特征，它深刻影响了后人文主义时期人们的身心结构。当代人有与机器融为一体的强烈愿望，人类与机器开始了形影相随、寸步不离的蜜月时期。心脏起搏器、人工心肺机……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切实地表征着人机一体欲望的症候。无独有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赛博格”（cyborgs）的概念来描述后人文主义时期生命与机器的杂糅现象。^[22]生命与机器间糅合的产物在荧幕中有诸多形象，如钢铁侠、终结者、蝙蝠侠等。但是，人机一体在这里不仅意味着人类与机器间的紧密相随，而且特别指人类与手机、人类与电脑间的相互融合、相互锁定。“手机”意味着“手＋机”，“电脑”意味着“电＋脑”，它们是人机一体的典范代言。显然，这里的手机是指与计算机密切联系的智能手机而非普通的移动电话。当代人可以宅在私人空间与电脑翩翩起舞，当代人可以遁入赛博空间谈一场网络恋爱，当代人可以贴身放置智能手机让世界触手可及。手指与键盘、手掌与机身间的黏稠关系是人机一体的征兆，而“网瘾”“鼠标手”“手机控”“刷屏狂”则是人机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显著病症。米切尔通过两种方式瓦解了机器的和有机的之间的对立：一是生命像机器，二是机器像生命。米切尔比较强调的是生物在控制的腹地培养了诸多具体形式的“湿件”（wetware），如计算机病毒和在失真压缩中信息的破坏衰减。米切尔说：“从更大的角度来看，生物体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正是对自然与文化、人类与人造世界（工具、人工产品、机器和媒体）间传统辩证关系的重写。”^[23]总之，生控复制技术建立在人机一体的基础之上。米切尔从本雅明那里借用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从生产方式的具体更新中体察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并借此阐释当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生控复制的观念描述了后人文主义时期人机一体的时代走向。米切尔让生控复制时代承担起划分历史代际的文化重任。

生控复制是图像生产范式的新近发展，是生物数字图像的生产方式。首先，图像生产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中经历了柏拉图的洞穴和旋转镜子、亚里士多德的蜡版、洛克的暗箱、图灵机（数字复制）和基因克隆等范式。达·芬奇的镜子说、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理查德·罗蒂的镜式真理都是柏拉图旋转镜子的演进。雕刻塑像、工业设计、机床冲压则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蜡版模式。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胶卷照片）则是洛克暗箱的现代应用。图灵机的出现才有了戴维·哈维的电子复制（数字照片）。米切尔则依据图灵机和DNA编码的结合，提出了具有克隆性质的生控复制（生物数字图像）。其次，米切尔依据历时性中的三个图像转向（即人工透视、暗箱摄影、基因克隆）^[24]把近代以来的图像生产范式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手工复制、机械复制和生控复制。^[25]图像生产的范式演进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形态：前生产社会、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26]某种意义上，米切尔的图像转向三阶段或图像生产三范式与波德里亚的“拟像的三个等级”具有高度的齐整性。波德里亚指出，拟像（simu－lacra）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了三个等级：古典时期的仿造、工业时期的生产和数字时代的仿真（simulation）。^[27]大体而言，手工复制与仿造、机械复制与生产、生控复制与仿真在相同历史阶段中萌发了相似的图像生产范式。具体到图像生产的第三个阶段，米切尔的生控复制显然比波德里亚的仿真更复杂、更全面，同时也更贴切地表征了社会的现状。波德里亚的仿真仅仅建立在数字符号的基础之上，而米切尔的生控复制不仅包括数字信息科学，而且更强调生物基因技术，例如克隆。最后，图像生产领域中的生控复制范式。克隆是生物学领域中的生控复制，也就是说，生控复制是生物学领域有机体生产的现代范式。那么，生控复制范式在图像生产领域中又是如何运作的呢？米切尔说，克隆的发明“将信息科学的革命与生物科技结合起来开创了‘生控复制’的时代，它许诺以字面地和技术地实现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许多预言式幻想。在形象制造的层面来说，这种创新预示着数字想象的来临，这对视觉再现有革命性的效果，其深刻性如同基于化学的摄影发明对于手工的形象制造产生的效果。在至少两个世纪以来的空间中，人类已经从手工制造转移到机械生产再到数字形象生产，而这对媒体、日常生活和形象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转变的首要征兆就是我所说的‘生物数字图像’。”^[28]因此，我们以生物学中的生控复制为类比阐述图像生产领域中的生控复制范式。生物学领域的生控复制范式可以表述为：人们通过糅合计算机和生物学的克隆技术从有机体的DNA中生产出新的有机体。以此类推，图像生产领域中的生控复制则是，人们通过生控复制技术从生物数字图像中的形象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新的生物数字图像。如前所述，生物数字图像中的形象犹如有机体中的基因。换言之，生物数字图像可以通过生物学的克隆和计算机的复制实现无性繁殖，可以生控复制该图像中的形象实现图像生产。生控复制范式下的生物数字图像的生产与再生产往往表现为病毒式、指数级的繁殖和增生。例如，出自新闻照片的奥巴马头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无限制地传播和生产，人人都可以借助生控复制技术随便涂鸦奥巴马头像，借以生产出带有奥巴马形象的新图像。因而，形象的价值则体现在内含该形象的生物数字图像的生控复制的数量和速度上。毋庸置疑，奥巴马头像的广泛流行意味着奥巴马形象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和政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