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审美：从图像到生命

一、从图像转向到生命图像转向

W．J．T．米切尔（W．J．T．Mitchell，又译为米歇尔）在1992年首次提出“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他认为继理查德·罗蒂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在人文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转向，这个转向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他说：“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另一次转变正在发生，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1]米切尔还列举了图像转向在英美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变体：皮尔斯的符号学、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语言、欧洲的现象学、德里达的文字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媒体研究、福柯的权力的眼睛、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潘诺夫斯基研究的复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等等。显然，图像转向跟随在语言转向之后意味着“图像构成了跨越广泛的知识探讨领域的一种特别的冲突和不适。现在这个图景在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和‘异常’之间找到了一个位置，就仿佛语言一样成了人文科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话题”^[2]。因此，如果图像转向能够承继语言转向的文化重任，那么图像就必须像语言一样成为人文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或显著问题。20年之后，米切尔对这个理论预设充满信心。他说：“它（图像转向）已经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批评中被广泛采用。我的这个观点是说（很难说是始源性的），形象不论在大众文化还是在艺术、媒体、文化理论和哲学研究中都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从语言到形象的转向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正在发生。换言之，理查德·罗蒂的语言转向正被另一个转向所承继，这个转向正朝向跨媒体的图像、形象和图符。”^[3]米切尔的理论自信有其道理，尼尔·柯蒂斯（Neal Curtis）主编的论文集《图像转向》（2010）集中探讨了图像转向的话题，诸多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如詹姆斯·赫伯特（James D．Herbert）、桑德尔·霍尼克（Sándor Hornyik）、凯斯·默克希（Keith Moxey）、索尔·科恩（Sol Cohen）也纷纷撰文回应米切尔的这个理论命题。毋庸置疑，米切尔的图像转向与戈特弗雷德·伯姆（Gottfried Boehm）的“图符转向”（ikonische Wendung，the iconic turn，1994）、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视觉转向”（the visual turn，2002）一道组成了发生在新世纪之交的“视觉文化的转向”（周宪，2008）。总之，图像转向把图像推至学术研究的荧光灯下，探讨当代社会的文化生产自然绕不开米切尔的图像生产理论。

当人们还在为其图像转向争执不休或根本没有搞清楚这个术语的内涵时，米切尔在21世纪初又提出了“生命图像转向”（the biopictorial turn）^[4]。米切尔的图像生产理论从图像转向到生命图像转向的发展中慢慢浮出水面。

首先，我们需要纠正人们对图像转向的误识。人们通常会认为图像转向意味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以视觉为主的读图时代。而听觉、触觉等人类其他感官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然萎缩，这自然延伸出“图文对立”的流俗浅见。米尔佐夫的“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5]无疑是丹尼尔·贝尔“当代文化正变成一种视觉文化”^[6]的翻版，这些都是对图像转向的误识。米切尔曾严厉批判这类误识：“我当时并不想宣称现代社会是一个被视觉和视觉表征所笼罩的独特的或空前的时代。我的目的是想对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视觉或图像的转向的感知。”^[7]他指出对图像转向误识的根源在于人们“建构了一个宏大的、二元的历史模型，而只把重点放在这些转折点中的一个之上，并宣称在（例如）读写时代与视觉时代之间只有一个分界点”^[8]。换言之，图像转向的误识是将人类历史截然分为二元对立的两端——读写时代与视觉时代——图像转向就发生在历史两端的分界点上，而这个唯一的分界点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如此，米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误识图像转向的思维根源。(www.xing528.com)

其次，我们需要理解米切尔眼中的图像转向。其一，图像转向是一个比喻性的循环现象。米切尔说：“图像转向是一个比喻，是从古代以来就被多次重复的一种修辞用法。……图像或视觉的转向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东西。它是一个被重复了无数次的叙事性象征，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采用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外形，但它在各种不同的其他情况下也会采取其他的显现形式。……摄影、油画、人造景观、塑像铸造、因特网、书写、模仿自己等技术手段的发明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不管怎么说，制造视觉图像的新方法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9]如前所述，米切尔认为图像转向不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唯一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循环的现象。因此，图像转向的转折点在历史中不是独特唯一的，而是循环重复的。图像转向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相关，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都会产生一种图像转向的文化现象。因而，图像生产的方式变革是图像转向的经济基础，而图像转向则是图像生产的方式变革的文化表征。其二，图像转向是一个混合性的学术概念。图像转向混合了该术语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意义。米切尔说：“图像转向的概念是一个混合观念，它混合了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观念与一个循环现象的观念，而这个循环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特征。……重要的是要把图像转向理解为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观念，是一个具有不同形式的循环现象。”^[10]因此，图像转向在历时性中是具有不同形式的、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在共时性中则是对这些具体事件的总体性表述。

最后，生命图像转向是历时性图像转向中的一个具体事件。历时性图像转向是一个循环重复的文化现象，米切尔指出了两个典型的历时性图像转向：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工透视，另一个是19世纪摄影机的发明。进入21世纪，米切尔敏锐地察觉到新的图像转向已然发生，他把这次图像转向称为生命图像转向。米切尔说：“在21世纪，我想我们必须升级‘图像转向’的概念以认识它自身的新发展，我把这种发展称为‘生命图像转向’。生命图像转向是关于鲜活的机体和器官的复制、模仿和再生产的生产，伴随这种生产而来的是人们对复制品、双面恶魔、身份丧失的古老恐惧得以复活。……我的意思是图像转向自十二年前我首次提出以来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来自本雅明所谓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新模式。新的生产模式是生物学和信息科学的双重革命即我所谓的‘生控’。”^[11]换言之，生命图像转向是图像转向在历时性意义上的新版本，它可以如同有机体器官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样生产图像。因而，生命图像转向源自“生控复制”（Biocybernetic Reproduction）的生产方式，是对这种新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的文化表征。可见，米切尔的图像生产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从具体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入手得出图像转向的文化症候，另一方面又从图像转向的文化背景中展开图像生产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的具体情况。总之，生命图像转向的文化表征显现了生控复制的生产方式和生物数字图像（Biodigital Picture）的生产对象。米切尔的图像生产理论在于他阐述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这与本雅明的图像生产理论迥然有别，二者的比较更能凸显米切尔图像生产理论的独创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