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丹托叙述:批评替换审美
艺术在20世纪中后期爆发了持久的震荡,其能量撬开了艺术的审美外壳,批评趁机替换美学成为衡量艺术的准则。阿多诺则在1969年于《美学理论》的开篇即宣告:“自不待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晓的。”[1]阿多诺的怀疑精神将重置艺术的识别码。阿瑟·丹托较早觉察到了这个变迁,指出艺术世界中美的滥用导致美的废黜。“正是艺术前卫的能量打开了艺术与美之间的裂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们会看到,在此之后很久,它仍然难以想象,主要因为艺术与美的联系被认为具有先验的必然性的威力。”[2]在美学之前,哲学曾经是阐释艺术的不二法门,丹纳的《艺术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艺术研究的典范和教材。从艺术哲学到艺术美学,这是艺术在上次震动中能量发泄的结果。从此,美学霸占艺术,成为艺术天经地义和先验存在的代言人。因此,阿瑟·丹托指出,虽然美学与艺术间出现了裂痕,但是这让人短时间内难以接受。
众所周知,艺术审美涉及欣赏、鉴赏、品评、美育、快感、愉悦,它无非借助个人的审美感性或理性的标准判定哪些艺术更具美感。美感成为衡量艺术水准的一个标杆,故而凡是好的艺术都是美的,同时没有美感的都是非艺术的。但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之后,审美难以标刻艺术作品的优劣高低。因此,从审美到审丑(亚审丑)再到审智的美学逻辑被推演出来[3],这自然是对艺术与美学间裂痕的修补。但是,当艺术家把无所谓美丑、更无所谓愚智的东西搬到美术馆当作艺术时,一切的美学逻辑和审美原则在艺术界定中全然失效并烟消云散了。例如,杜尚的《泉》是被安置在艺术馆中的小便器、沃霍尔的《布里洛的盒子》是从超市运到美术馆的肥皂盒子、约翰·凯奇的《4分33秒》是钢琴上连续4分33秒的休止符。凡此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术世界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自此,美的观念在艺术意识中消失,不再是视觉艺术的核心。艺术不再是审美地向我们呈现。彼得·比格尔因而说审美是历史性范畴:“审美理论家们也许会竭其所能,以求获得超历史的知识,但当人们回顾这些理论时,就很容易发现它们清楚地带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如果审美理论具有历史性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那种企图阐明这种审美理论的作用的艺术批判理论,本身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换句话说,它必须将审美理论历史化。”[4]审美退出艺术,但并未退出生活。“美是艺术的一种选择,并非是必要条件。但它不是生活的选择。它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生活。”[5]“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审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日常生活中攻城略地、抢占地盘——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美学在退出艺术之前早已沾染了纠缠艺术许久的世俗风气。因此,美学仍然作为道德伦理的代理人混迹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毋庸置疑,当艺术废黜美之后,是否拥有美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艺术问题。
美学继哲学之后走到了艺术道路的尽头,它的继承人是谁或裹在艺术身上能标注它自身身份的新袍在哪?阿瑟·丹托认为是批评替代审美成为界定艺术的关键因素。在此,我们愿意指出这个替代过程背后的四幅清晰的系列转变图景:从美学到理论,从审美到批评,从美感到意义,从艺术美学到艺术批评。在这些系列转变的图景中,解读、阐释、理论、意义、批评等一批范畴陆续抵达艺术世界,接管审美逻辑中的美感、鉴赏、崇高和优美等范畴的职能。
首先,从美学到理论。美学被黑格尔、席勒、康德等人提高到无与伦比的高度。无论是感性地显现理念、塑造人类的自由,还是连接真善的桥梁,美学问题成为那时人们思考的轴心。黑格尔的三卷本《美学》、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都奠定了美学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但是,当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德勒兹、哈贝马斯等人跳出历史舞台后,理论替代美学成为他们思考结果的指称对象。乔纳森·卡勒干脆笑称:“理论简直就是一大堆名字。”[6]直到21世纪初期,理论才随着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饱受争议。其实,伊格尔顿意义上的理论终结也只是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名和书名被放入了方框而已。“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7]伊格尔顿远远低估了这份名单的长度,米歇尔、米尔佐夫、米克·巴尔等人仍然是这份名单上的贵客,只是排在后面超出了伊格尔顿的眼界而已。我们愿意相信米歇尔的断言,当代依然是理论或批评的黄金时代。(www.xing528.com)
其次,从审美到批评。这是阿瑟·丹托叙述的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阿瑟·丹托在《美的滥用》中极尽铺陈之能事,反复伸张:“美的消失”“被废黜的美”“好的艺术不一定是美的”“没有美学的艺术”“对美的背叛”“美的滥用”。与此同时,他又将艺术的理解诉诸耐心的批评分析,指出人们在当代总是被批评家的批评引导着去理解艺术的事实。
再次,从美感到意义。美感自然是美学的核心术语,它是审美的标尺。美感与崇高、优美、快感、滑稽、机智、幽默、怪诞等美学术语群落联系在一起,各司其职地决定艺术与非艺术、好艺术与坏艺术。意义围绕着体制、机构、世界、社会、历史、前理解等伸展收缩,解读、阐释、理论、批评成为意义生产的水泵或车床。如今,意义替代美感成为艺术的核心。
最后,从艺术美学到艺术批评。王春辰说:“艺术的状态最需要理论的介入,没有这样的介入,不会突破哲学理论和美学哲学的研究。”[8]美学、审美、美感组成美学系统,而理论、批评和意义组成批评系统,谁能与艺术联姻谁就会掌握阐释艺术的话语权。话语权的更替和变迁本质上是学科交叉融合的动态结果。艺术与美学系统形成艺术美学的话语权,与批评系统形成艺术批评的话语权。艺术的话筒如今已经从艺术美学那里递交到了艺术批评手里。
总之,如果说当今一切先锋派艺术的临床状态是一种疯人的谵妄或狂人的呓语的话,那批评降临艺术世界无疑就是对艺术的诊断,而美学系统因对此束手无策而被艺术放逐。批评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让其意义在观看者心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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