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前现代和现代文艺消费而言，信息传媒时代的后现代文艺消费[1]最集中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文艺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产生了如天文数字般难以计算的数据库。当人们手持一大堆磁卡或条形码出入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商场书店等地方时，刷卡扫描的机器设备准确无误地记录了你消费的所有行为，并将其转换成数字信息存储在被指定的数据库中等待被他人提取使用。切身体验和媒体报道表明，数据库中的文艺消费确实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快捷、时尚，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奈、烦恼和迫害。文艺消费的主体变体携带着文艺消费主体的个人隐私被数据库所劫持囚禁。按照马克·波斯特的术语表述，数据库质询出大量的额外自我，对文艺消费主体实现了一种恰如股票投机般的个体增值，这种电子质询多数是隐秘的、被动的并带有自动化和自愿性的特征。此时，谁拥有数据库，谁就手握操纵消费主体的权力。因此，数据库或隐秘或显现地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空间，必然会带来诸多新的社会伦理问题，也必然会产生具有焦虑症性质的文艺消费主体。德里达的“监视语言”命题被提上思考的日程。我们认为，聘用数据库的合法代理人或许是解决这些社会伦理问题和大众焦虑病症的一个有效方法。对此，我们愿意将所考察过的社会现象、公众话题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收缩到如下三个话题范围内进行详细阐述：第一，数据库如潘多拉魔盒；第二，个人隐私和公共空间；第三，数据库的合法代理人。
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无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文艺消费行为、精神生活方式和触摸世界的感知。这种深刻性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主体文艺消费的备案性、文艺消费主体的变体性、主体文艺消费的曝光化。毋庸置疑，人们已经步入数据库里文艺消费的时代，启用了另一套词汇和术语来描述这种生活经验。数据库作为一种无声的机器引擎隐秘地生产着多重化的主体变体，彰显了消费主体的变体性特征。数据库如同潘多拉魔盒有随时被打开曝光的可能性。
信息传媒时代，主体文艺消费具有备案性的特点。作为日常生活行为的大众文艺消费在电子媒介的机器设备和信息环路的帮助下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数据库。实名制火车票、刷卡消费、电子转账、观看电视节目、点击网络视频、在商场摄像头监视下选择锅碗瓢盆等开始重新组织人们的日常生活。当这些消费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信息都被自动记录在案和存储到数据库后，人们的文艺消费从此发生了变异。例如：从个体而言，消费主体总是按照某个组织机构提供的类似某种“索引”性质的购物清单来选购商品，而产生的消费统计数据随即被归纳分类并反映在图表和蓝图中。“每个人都似乎会自发地按照他先前确定和索引好的层面来行动，选择适合于他这种类型人的批量产品的类型。消费者的统计数据经常可以在组织研究图表上反映出来，并根据收入状况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分成红色、绿色和蓝色等区域；这样，技术变成了用于各种宣传的工具。”[2]从国家而言，国家借助银行系统等存储数据库的组织机构获得管辖内消费者的消费信用数据以开发和规划其消费需求，这是国家进行预算投资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消费者的银行借贷信用本身就是一个储存消费行为的数据库。“信用是对几代消费者进行的面向强制储蓄和经济计算的社会经济系统驯化，否则他们在生存中就可能避开需求的规划而成为无法开发的消费力。信用是榨取储蓄并调节需求的一种训练程式——正如有偿劳动是榨取劳动力并增加生产力的一种理性程式一样。……而这一点，正如马克·亚历山大在《殿堂》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对大众进行的精神驯化来实现的，这种驯化是透过信用（它所强加的纪律和预算约束）而面向预先测算、投资和资本主义行为‘基础’的。”[3]当然，“以信贷来购买，相当于只是付出一部分的真实价值，便占有了物品的全部”[4]。因此，在信贷消费的环境下，消费者输入数据库的是“一部分的真实价值”的数据，换言之，消费者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可能会在信贷消费行为中提供虚假的信用数据。例如，偿还按揭能力较差的消费者在信用评审级别严重降低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贷款购房的权利。这种消费行为一旦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发作就会给使用含有虚假信息数据库的国家造成财政投资的严重失误，引起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和崩溃，最著名的案例是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轻易发生，国家在社会化规训的体系下会强制消费者向数据库里输入真实、有效的数据信息，并严格审查这些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这是理解统计部门功能的关键点。“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5]如此看来，宏观上的财政预算、居民消费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等和微观上的电视台的收视率、广播台的收听率、电影院里的票房、网站的浏览量和点击率等诸如此类的数字所组成的数据库是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被记录在案的证词。
主体文艺消费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无意识、自动化、参与式的特点又为主体文艺消费的备案性提供了内在运作机制。信息传媒时代的消费主体总是习惯性地刷卡消费，“在个性化的消费行为里，很清楚的，正是因为主体有一个想要成为主体的要求，他便把自己形成经济所要求的客体。”[6]消费主体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带有自愿性质的参与式行为已经通过机器设备自动化地录入了自己的消费信息。“语言质询的运作要求受话人必须不加任何直接反思就接受其作为主体的构型。”[7]消费主体就是在“不加任何直接反思”的电子语言的质询中主动把自己的消费行为存储在数据库中。而这种“自动化必然以伺服机械和电脑为前提。换言之，作为贮存和加快信息流动的电力，必然是它的先决条件。这些作为储存器（即记忆器）和加速器的特征，是一切传播媒介的特征”[8]。因此，在信息传媒时代，随着计算机、移动硬盘、互联网、刷卡器、扫描仪、光纤宽带等电子媒介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是受到金融系统、商业机构、工厂企业等利益集团的重视和期待，数据库在文艺消费中的产生越来越方便，文艺消费产生的数据库越来越庞大，主体文艺消费具有备案性的特点随之越来越明显。
此时，信息传媒时代的诸多现象和事实让我们相信，人们已经转入另一种文艺消费方式，启用了另一个词汇描述系统（这包括刷卡消费、电子转账、浏览量、积分卡、开机率、收视率、点击率、访问者、黄金剧场、液晶显示器等等），当然对其阐释的理论也应随之改弦更张。显而易见，文艺消费模式的转变必定导致人们某些感知世界方式的更新。例如：韦编三绝、读书破万卷、焚香净手、凿壁借光、十年寒窗等词汇囤积出一类文艺消费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人们面对各种发光屏幕进行浏览阅读时，韦编三绝、读书破万卷、凿壁借光等词语又从何谈起？当人们夜以继日地面对屏幕观看长达一百多集的流行电视剧而依然精神十足时，头悬梁和锥刺股哪里还有什么用武之地？描述传统文艺消费的一系列语言词汇、理论体系在阐释信息传媒时代的文艺消费时表现出式微的态势，可以预测最终也只能存在于人们对此的诗意向往和怅然追忆中。信息传媒时代，人们已经步入数据库里文艺消费的时代。
根据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数据库有生产“不稳定”和“分散化”消费主体的内在机制，这使文艺消费主体呈现出变体性特质，这种变体是主体的有值变体而非无值变体。文艺消费主体的变体性直接导致了现实世界的消费主体在数据库中的增值，产生“主体变体”。“主体变体”是我们从波德里亚的“消费变体”中仿造过来的，与马克·波斯特的“额外自我”和“增值个体”的内涵一致。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以“消费变体”描述了一种反消费症候。我们启用“主体变体”是为了更加明显地区分“消费主体”与“主体变体”。这就涉及在信息传媒时代我们对“文化工业操纵消费者”这个命题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对这个命题的追问或许来自这么两个话题：谁操纵？操纵是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又译为阿道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对这两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显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既是命题又是答案中的主语和宾语过于模糊和粗糙。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和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灵感，可以让我们放大和细化这个操纵过程和操纵方式。这勾勒出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主体的变体性特征。(www.xing528.com)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操纵的宾语是现实世界中的消费主体，即消费者；操纵的主语是媒介所传达的内容，如电视机中正播放的一部家庭喜剧或插播在电视剧中“反复鼓噪”[9]的广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指出：“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10]在许诺和欺骗的双向互动中，消费者被大众文化工业所操纵，褪去了消费者的自由和个性。乔纳森·卡勒指出：“英文中‘主体’这个词语已经概括了这个理论的关键：主体是一个参与者或行动者，一个自主的主观意志，它做事情，就像‘一句话里的主语’一样，但是一个主体同时也要服从，是被决定的，是‘女王陛下忠诚的臣民’，或‘接受某项实验的对象’。”[11]这样，主语既是一位自由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同时也是一位服从女王的实验对象。“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12]大众文化工业力图将消费者图式化和类型化，并将其消费经验导向习惯性的麻木化行为。这是一种精神的标准化，是继劳动者在工作时间身体被流水装配线标准化后，在休闲时间精神也被标准化。“阿多诺所批判的不是一般的工业生产的标准化，而是人们精神的标准化，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不仅是为了大批量生产，而是把资本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的控制延伸到他们的休息时间。然而，正是这种并非合理的东西，却在当代社会中占据了合法性的统治地位，操纵着社会的精神生活，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13]如上所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或许以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的眼光看待这个命题，从而简单化了操纵的方式和过程。在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时代，这个命题显然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和回答。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让我们对命题中操纵的主语提出异议。我们认为操纵的主语是媒介本身而非媒介内容，例如是电视机这个机器而非电视机所播放的节目。史蒂文森认为，麦克卢汉早期的著作如《机器新娘》采用消费文化的批判思想，对新兴媒介操纵和控制文化大众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无疑与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异曲同工。[14]但是，麦克卢汉后来放弃了这种媒介研究方式。“麦克卢汉后期的一系列的著作，热衷于发展一种有悖于他前期许多思考的媒介理论。首先，麦克卢汉不再将文化内容看作是他研究的重点。这大致上归因于他对文化传播诸种技术的关注。”[15]麦克卢汉后期将研究重点从大众文化内容转向文化传播媒介，并一再声明：媒介即是讯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6]信息传媒如电视广播所提供给消费者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实质本身联系着的、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17]。更通俗的例子是，“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8]。麦克卢汉通过扩大媒介的范围（任何人的延伸即媒介）也扩大了操纵的主语的范围，使得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者受到操纵的事实得到合理的解释。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只有媒介所传达的文化内容才能成为操纵的主语，但是在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中，刷卡机器像电灯一样从来都不会给我们表演任何节目或向我们传达任何内容，但是它却操纵了我们的文艺消费生活。总之，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让我们发现，真正操纵文化消费大众的不是电视里面的节目而是电视媒介本身。因此，在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中，操纵的主语是那些类似刷卡机器和存储数据的技术媒介，而非消费者所购买的千差万别的商品。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如果从机器如何改变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无论机器生产的玉米片还是卡迪拉克高级轿车，那都是无关紧要的。”[19]
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让我们更细致地分析了操纵的宾语。我们认为操纵的宾语是主体变体，消费主体本身是操纵的间接宾语。“额外自我”和“个体增值”表明，消费者受操纵并不是意味着现实世界中消费主体本身直接受到控制，而是借助操纵数据库里的主体变体来实现的。数据库里的主体变体与现实世界的消费主体并不会完全吻合，因此主体变体是消费主体的有值变体而非无值变体，但是主体变体一定与消费主体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体变体是消费主体的碎片或碎片的组合，即对消费主体的虚拟想象，因此是一种碎片主体、虚拟主体、想象性主体。例如，假如你在网上书店购买或浏览一本何志钧著的《文艺消费导论》，可能会被数据库质询出诸多碎片：一位想看何志钧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的消费者、一位想看何志钧主编的《文艺与文化：生产、消费和开发》的消费者、一位想看波德里亚著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等。而购物网上“为您推荐的图书”“与您浏览过的商品相关的推荐”“根据浏览记录为您推荐”“根据购物习惯为您推荐”“购买了您最近浏览过的商品的顾客同时购买了”“更多为您首选商品”等等是数据库里文艺消费的主体变体显现的地方，因此主体变体在原则上可以有无限多个，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这正暗合了消费主体潜在的消费欲望和生产主体期待的最大化利润。主体变体既然是对消费主体的一种想象和虚拟，那自然和消费主体本身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入某些数值参数才能相等，这体现了二者的有值对等性，即主体变体是消费主体的有值变体。但是，这种想象和虚拟又遵循一定的逻辑法则使主体变体携带着消费主体的真实信息。这些信息尽管是零碎的、片面的，但却包含着消费主体的个人隐私。主体变体与消费主体之间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促使命题中的操纵行为从直接宾语迅速传达到间接宾语。因此，对消费主体的操纵是借助对主体变体的操纵来实现的。例如在电话购物和电话营销的循环互动中，一位消费者打电话购买了一个电饭煲。几天后，这位消费者忽然收到上百个电话，每个电话都推销不一样的商品，甚至有个电话还向这位消费者推销核武器。最终这位消费者可能被成功操纵从而接受某位营销商推荐的育儿大全之类的书籍，或者变成一位恐惧电话和铃声的具有焦虑症状的病人。这个事例当然具有夸张的成分，但夸张的部分对未来而言很可能又具有某种预见性，如同科幻小说能真实地预见未来的人类生活一样。这位消费者在购买电饭煲后遗留的那个电话号码成为操纵者想象消费主体和虚拟主体变体的基础。几百个主体变体的出现源自消费主体的一次消费行为所形成的数据库被打开。营销商只能借助操纵由那个电话号码质询出的主体变体来操纵消费主体本身，这里的电话营销员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机器设备，这同刷卡机器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无论他或她的声音多么礼貌、甜美和有磁性，“他”或“她”最终都是“它”——一套想象消费主体、操纵主体变体的机器设备。
总之，麦克卢汉的信息即媒介理论和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深化和细化了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对消费者受操纵的认识：在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时代，操纵的主语是媒介本身而非媒介内容，操纵的宾语是主体变体，消费主体本身是操纵的间接宾语，主体变体是对消费主体的虚拟想象和碎片组合。
主体文艺消费的备案性和文艺消费主体的变体性两个特点使数据库如潘多拉魔盒随时有被打开曝光的可能性。潘多拉魔盒对打开者有求必应，而对相应的消费者个人而言带来的则是无穷的烦恼和迫害。“就数据库而言，将它置于网络关系之中，就意味着它是一种活的存储过程，总在不断地存入、删除、消费、发送着信息。”[20]堤清二的这番言论是对主体文艺消费曝光化的最佳注释。数据库是消费主体消费的产物，但是消费主体的消费产物同时又被他人消费，成为他人的消费对象。而一旦他人“消费”这个潘多拉魔盒，主体文艺消费的曝光化自然就与侵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同步启动。以家庭读书为例，“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诸如此类的古代诗词可以在人们脑海中迅速营造出一段久违的精神生活。这时，如果不是像林黛玉那样偶然碰见，又有谁知道贾宝玉曾鬼鬼祟祟地偷看过某些禁书呢？局限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读书成为一种带有个人隐私性质的文艺消费方式。所谓的深宅大院、东西厢房、百转门廊、庭院深深深几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词汇、诗句、谚语，某种意义上汇聚性地表述了家庭或住宅本身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就是一个私人空间。恩格斯说：“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21]在家庭的私人空间，我们不知道谁读书、读谁的书、何时读书、读到哪页、何种读书姿势、读到这句话何种面部表情，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读书。总之，传统文艺消费主体的隐私在诸如“深宅大院”里获得了隐藏保护，而主体文艺消费的隐私权利自然没有作为一个命题提交给人类去思索。但是，即使在非信息传媒时代，家庭的私人空间也不是固若金汤，抄家往往被看成是对一个家庭的最终否定和删除，因为诛灭九族、发配边疆、卖身为奴、财产充公、打砸抢烧等一定是抄家的伴随行为。如此看来，主人的罪行在抄家后往往会被罗列出更多的罪名，而新的罪证的发现是建立在暴力侵犯他人家庭隐私的基础上的，清朝官吏和珅晚年被嘉庆皇帝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巴金在《随想录》中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可怕的抄家场景：“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罈罈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22]人们或许从《红楼梦》“抄检大观园”中也能嗅到这种暴力侵犯个人隐私的火药味。巴金是幸运的，他可以把属于“四旧”的书刊信稿烧掉以逃避“罪行”。“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作改造的目标。”[23]我们在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和杨绛的《干校六记》里面也可温习到巴金描述的这种经验。如果说在非极权主义的状态下家庭依然或多或少地具有保护伞的功能的话，那当下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则深刻地改变了这个现状。但在信息传媒时代，数据恢复技术让巴金无法烧掉或删除已经存储在数据库里的比特信息，而只能等待抄家者的盘问和折磨。因此，数据库里的文艺消费更加使得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名存实亡，网络黑客、软件运营商，甚至一个会修电脑的技术人员也能随意对别人的家庭隐私进行“抄家”。众所周知，嵌入或外置于电脑的摄像头、互联网的漏洞、恶意软件或木马病毒的入侵、电脑本身的记忆功能等已成为他人“抄家”的路径。“文学公共领域成了社会力量的入侵口，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公共领域侵入小家庭内部。”[24]2010年腾讯QQ和奇虎360之争沸腾一时，最终借助政府的干预才平息这段江湖恩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同两个国家因争夺殖民地的所有权而擦枪走火一样，是双方对消费者电脑中的数据库的占有和使用的争执，客户电脑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成为主要的聚焦点之一。因此，家庭中的文艺消费已经被纳入数据库中被曝光，受到利益集团的监督和规训。
21世纪以来，新闻头版头条和大众舆论话题对这方面的持续关注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当信息环路将深宅大院变成随意溜达的休闲广场时，文艺消费主体的个人隐私已经迫不及待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开始进驻人们的视野，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关注现实的学者来说应该到了起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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