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波斯特深度揭示福柯话语概念与权力形式

二、话语和监狱

（一）福柯的话语理论

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以构建主体的形式参与社会，因此社会批判理论应该考察二者间的关系，而福柯的话语理论无疑是与之相匹配的分析工具。马克·波斯特说：“社会批判理论还必须探讨数据库与主体构建这一文化论题之间的关系，我还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为这种探讨提供一种最必要的指南。”^[30]由此，福柯的话语概念对马克·波斯特至关重要，因此他细致梳理了福柯的话语概念。马克·波斯特说：“而话语概念对我们批判性地探讨数据库至关重要。福柯在他的大部分著述中运用了话语这一术语，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尤为如此，如《物的秩序》（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在这两本书中，福柯对人类科学提出批判并提出一种另类的分析方法。在这些书中，话语这一术语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提出，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这些人，即他们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他们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31]从1970年的“论及语言的话语”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开始，“福柯将一种关联引入话语这一术语与权力之间。从那时起，福柯发展了‘话语’范畴的各种用法，这些与他早年著述中明显不同的用法在《规训与惩罚》与《性史》中最为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话语常常被用作‘话语／实践’这个双词组合，这表示福柯拒绝将话语从‘非话语’中分离。……其中的话语被分门别类地划为对不同类型的实践进行排列和阐发，如制度化的、规训的、抵抗性等等。在此，语言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被明显拓宽：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对权力的理解是：它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32]。归纳起来，马克·波斯特的细致梳理揭示了福柯的话语概念，涉及话语分析、权力形式、话语／实践。

首先是话语分析，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如《词与物》（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等中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马克·波斯特认为福柯的分析方法很另类，它作为一种反论断被提出，针对的是那些坚持“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的人。因此，马克·波斯特认为，福柯的话语分析反对“书写是主体的表述”，主张“主体是书写的表述”，即语言构建主体而非自我表现或再现世界的工具。所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有效分析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构建主体的特质。当然，随着语言形成方式从印刷文本转变为电子编码，话语分析就有修正的必要，这必须特别引为注意。福柯的话语分析针对的是印刷语言，当具体到对电子语言进行话语分析时，应该对福柯的话语分析加以修正，“福柯式变体”的表述说明马克·波斯特早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区别。“信息方式的诸多层面，如数据库，都能以种种方式产生新的支配形式。为了使这些方式能被理解，分析家们必须从自由主义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转过头来，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变体。福柯的话语概念，尤其是他70年代在诸如《监督与惩罚》这些著作中所使用的那样，以如下假设进行构架，这些假设相当于信息方式中，尤其是数据库这种情形中所出现的形成类型。”^[33]

其次是权力形式和话语／实践，即话语与权力、实践的关系，这是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话语概念的拓展，主要体现在《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经验史》（1976，1984）两本著作中。在马克·波斯特看来，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但是话语的权力形式在构建主体的同时也隐藏了自己的这种构建功能。马克·波斯特说：“话语的权力作用的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该主体已经成为权力的受话人之后才显露出来。”^[34]电子语言时代，出现了权力的种种新形式，“语言形成”是信息方式下的一种新兴的支配形式，这种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中遍布着话语权力形式的经脉血丝。“与电子媒介语言的兴起相联系的是权力的种种新形式的出现，这些结构系统地绕开了自由主义的暴政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剥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暴政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专制权力的行使。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对劳动力进行没有补偿性价值回报的剥夺。信息方式下新兴的支配形式根本就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形成（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35]而且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不仅涉及权力形式而且涉及社会实践。制度化的、规训的、抵抗性等是话语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的分门别类。“福柯的观点是，只有把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来理解时，才可能辨明科学话语对实践的影响。……福柯的观点旨在集中探讨如此组构的语言的内部复杂性，以及这种语言的外部的或实践的效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这种话语中可能证实的陈述是什么，这些陈述的形成需要什么规则，以及要有怎样的体制才能使得这类陈述能在学科共同体内生效。”^[36]

总之，马克·波斯特通过对福柯话语概念的梳理得出一个结论——把数据库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分析可以有效阐释数据库的主体构建功能。话语分析主张研究语言的构建功能，话语的权力形式则揭示了话语构建主体的隐秘性，而话语／实践将话语的主体构建引向具体的社会实践。无疑，话语的主体构建性、主体构建的隐秘性、主体构建的社会实践性等思想分析可以应用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数据库中。

（二）数据库的话语性

为了消除读者对起于印刷语言的话语分析是否可以用于电子语言的疑惑或忧虑，马克·波斯特从三个方面着力论述了数据库的话语性：数据库的分类性、数据库的统治性和数据库的构建性。首先，数据库具有话语的分类性。“数据库还确实包含话语的关键特征，尽管它们缺少散文的标准特征。数据库完全是福柯所谓的‘规格的格栅’，是三种话语‘形成规则’之一。……它们是纯粹的格栅，其纵向的域和横向的记录极其精确地把客体分开并分类。”^[37]其次，数据库具有话语的统治性。“另一种理解数据库话语性质的方式是把它们与福柯所谓的统治性联系起来考察。……如果没有数据库，便无法设想统治性，或说无法设想20世纪晚期发达工业社会福利国家的权力形式。如果没有数据库，很可能就无法统治这些社会中的庞大人口。数据库为当今政府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关于其所有人民的可利用的信息量，这有助于制订各种维持稳定的政策。由于数据库撒播到我们的社会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影响就是它们提升了权力的‘统治’形式，并使得每个层面上的强制机构都能获得关于所有人口的知识。”^[38]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存储有关国民的大量数据那该如何发布政策政令来管理自己的子民。银行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人口统计数字、GDP、GNP、CPI等无不显示着数据库的统治效能。最后，数据库具有话语的构建性。在马克·波斯特看来，数据库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或者说对数据库进行话语分析主要是从二者具有一致的构建功能而言的。这是马克·波斯特数据库理论的聚焦点。概括而言，数据库具有话语的构建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质询模式、述行作用、表征形式。其中，马克·波斯特主要论述了质询模式，认为数据库主要以质询模式参与主体构建。

首先，数据库的质询模式。质询（interpellation），又译作“询唤”，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再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术语的延展。通常看来，质询是个体的主体构建和身份的自我认同的基本形式，语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话语权力等一般充当着质询活动的主语，个体和自我则是这个活动的宾语。显然，在福柯的理论范畴中，话语具有一种质询功能。马克·波斯特则通过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主体的关系来论证数据库的质询模式。后结构主义学者一般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自我表现或再现世界的工具，而是一种构建主体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实践。语言介入构建主体的活动称为质询模式，即语言把个体质询为主体。马克·波斯特从演绎的逻辑思维出发，以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理解作为大前提，以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为小前提，从而得出数据库具有质询模式的结论。“数据库是一种工具，一个技术窍门，它完美地复制了印刷信息。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在塑造意义和实践中的生产作用。”^[39]因此，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不是表现自我和再现世界的工具，而是质询主体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实践。

数据库的质询模式迥异于书写的质询或话语的质询，因为数据库是一种电子化质询。这种电子化质询呈现出多重化、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等特点。尽管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的质询接近书写的质询，都是读者主体被一个缺席的作者所招呼或质询，但是两种质询模式具有重大差别：“从被质询者的观点看，作者尽管只是一个作者，但仍然为人所知，是一个个体或一组个体。读者被某个特定的作者质询往往是有意选择的结果，而在我们所列举的电脑数据库中，即便如此也很难得。……数据库的质询都是一种复杂的构型，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且心不在焉。要想具体说明不同类型数据库中的质询的构型，要想回答这些情形中主体的中心化或分散化程度以及这种分散或多重化有何特点，人们还要进行更多研究。电脑数据库开创了质询的新纪元，与基于印刷话语和手写档案系统的现代性的质询迥然不同。”^[40]数据库质询模式的多重化是指数据库对主体的质询总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充满空白的和重新构型的，因而主体就会处于不同的位置，显示不同的身份。“语言中的主体构建不同于对物质客体世界的牛顿式理解，在物质客体世界中，事物被不可抗拒的不变法则推动或牵引到确定的位置。在最琐碎平凡的情形中，主体也总是多重的，总被质询为不同的位置：一个小学生还是一个孩子、朋友、宠儿、主人。”^[41]

马克·波斯特并未详细论述数据库质询模式的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的特点。根据马克·波斯特的思想，我们认为数据库质询模式的无意识、非直接、自动化的特点指向数据库质询模式的隐秘性。因此，当数据库把个体质询为多重化的主体时，个体并未意识到这个质询活动，同时对质询出的主体身份也不得而知。“数据库的话语是一种运作于主体构建机制之中的文化力量，该机制对抗着把主体视为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那种霸权原则。因为现在只要通过数据库，主体就能被多重化和去中心化；电脑能从许多社会场合对主体产生作用，而涉及的个体却毫不知情，与此同时，似乎该个体又确实在场，似乎就在电脑里什么地方。”^[42]总之，个体总是在缺席的状态下被数据库构建，而证实着该主体构建事件的只是一些诸如垃圾邮件、垃圾短信、营销电话等非直接的证据。“这种具有坚实特征和特殊重量的绝对价值的‘人’，这种被整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组织神话的、具有其热情、愿望、性格……或平原的‘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功用宇宙中缺席了、死亡了、被删除了。而要进行‘个性化’的正是这个缺席的人、这种丧失的恳请。正是这种丧失了的存在要通过符号的力量抽象地重构。”^[43]

其次，数据库的述行作用。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解释，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在区别两种言语时提出述愿言语和述行言语：“述愿言语，如‘乔治答应要来’，它发表一个声明，描述一种状况，它有真实与否的区别；述行言语，或者述行语没有真实与否，而是切实完成它所指的行为。如果说：‘我保证付你钱’，这不是描述一种状况的言语，而是在完成许诺的行为，即言语本身即行为。”^[44]马克·波斯特说：“对福柯而言，话语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构建了自己的客体。……他所强调的是语言的述行层面，语言的所作所为而非语言的本义和内涵。电脑化的数据库只不过是述行机器而已，是生产可挽救身份的引擎。许多数据库有一个能标明它们‘实践’地位的特征，即它们的‘理性’能力。”^[45]显然，马克·波斯特认为，福柯对话语的理解是强调语言的述行层面，即语言本身的所作所为，而非语言描述的意义内涵。而数据库对马克·波斯特而言就是一种述行机器，是生产主体身份的机器引擎。

最后，数据库的表征形式。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46]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而是通过语言的表征系统被建构和表征出来的。福柯话语的表征途径突出强调知识、权力和肉体在现代社会的关系，“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47]。数据库中的各种域以其系统的区别特征构建了个体的身份表征，形成了某种意义或主体。“正如电视、音乐复制、电脑写作和录像艺术一样，数据库通过对现实——用波德里亚的术语更确切地说则是，超现实——的拟仿，产生话语效应。组成数据库的各种域构筑了对个体的表征。这些域往往由固定的字符量组成，极大地受制于技术规定，亦即受制于福柯意义上的‘它的形成规则’，也就是存取速度。……近乎全部的覆盖率和瞬间获取性是一个好数据库的特征。”^[48]但是，在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下，语言的表征作用不堪一击。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词与物的关系始终处于滑动状态。当词丧失了与物的关联并逐渐取代物的位置时，意义越来越靠自我指涉的种种机制来维持。“对置身电子媒介交流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本身，而不会变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能指流背后的真实存在已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49]可见，数据库的表征作用使其构建的主体身份呈现多重化特征。

马克·波斯特对数据库的话语性赋予文化转型和主体定位的理论总结。数据库的话语效应使其迥异于现代性的文化基础，成为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一旦人们理解了数据库中体现的表征形式，就可以把它与信息方式中的其他区域加以比较，如看电视、电脑写作、打电话、录音录像等。这些文化技术的每一种都具有话语效应，可以认为这些效应的总和正在慢慢地建立一种与现代性迥异的文化基础。无论是何情形，连贯、稳定、理性中心的主体都受到异质性、分散、不稳定性、多重化的对抗。数据库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这种文化转型把主体定位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可以获得的可见性框架之外。”^[50]

（三）超级全景监狱

全景监狱（Panopticon），又译作“圆形监狱”或“敞视监狱”，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Bentham）在1791年为执行自由刑罚设计的建筑场所。全景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中央塔楼的环形落地窗正对环形囚室，使囚徒具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监视塔楼的窗户都有百叶窗，使囚徒不具有逆向监视的能力。所有的环形囚室都对着中央塔楼，每一个囚室有前后两扇窗户，前窗朝着中央塔楼以便监视，后窗背对中央塔楼以便通光。每个囚室都是隔离封闭的，囚室和囚徒之间采取一对一的映射安置，使囚徒具有“横向的不可见性”。总之，建筑的环形结构、窗户逆光效果的设计、百叶窗的遮蔽、囚室囚徒的映射安置等使得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对囚徒的所有行动都了如指掌，还避免了监视者与囚徒的直接身体接触。与此同时，囚徒能被塔楼监视，但不能监视塔楼，并非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如此囚徒的不可见性（横向的左邻右舍和纵向的中央塔楼）和塔楼的全景视角成为规训^[51]秩序和惩罚身体的保证。因此，囚徒在隐匿监视的眼睛下惶惶不可终日，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胡乱造次，时时刻刻迫使自己保持安静，接受规训，此时“监视”无所不在地留驻囚徒的内心深处，实现了一种内心的“自我监视”。人们可以回忆起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中令囚徒高度紧张的画面：蹲在小车旁系鞋带的犹太女人丝毫没有察觉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军官阿曼·歌德在高高的阳台上正端着长枪瞄准她，这声枪响后，整个集中营的囚徒高速运转地进行劳动而纳粹军官则伸伸懒腰忙别的去了。这是全景监狱期望达到的效果。“对边沁而言，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这样的一种设计，它使罪犯的心智从犯法这种不理性转向规范这种理性。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总体的方式将社会权威施加在囚犯身上。囚犯的行动可能时刻受到狱卒的监视，而他根本就不知道。用卢梭的话说就是，囚犯将会被迫自由。”^[52]如此，在现代社会，国民学校、培训机构、精神病院、工厂车间、军队营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全景监狱，以其达到那种规训和监督效果。某种意义上说，军营更接近全景监狱，因此，如学校、培训机构等单位都以实行军事化管理为目标，甚至将其作为招生的法宝。这里，军事化管理就是全景监狱式规训的代名词。人们在这样的组织机构中可以学到以社会这个全景监狱的规训为底色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这样的组织机构醉心于把全景监狱规训出的游戏规则全部挖出，然后精雕细琢并无限放大，从而让每一位学员都烂熟于心。因此，一位从公务员培训机构毕业的学员可以将往日演练无数次的机械性重复动作（不管是笔试中的提笔选择，还是面试中的莞尔一笑）在公务员考试中再重复一遍，最终成为全景监狱规训的合格对象或产品。毕竟，为人民服务的部分岗位也需要那种耐心的机械性重复动作，无论是抬手盖章还是玉手一招说“下一位”。

根据边沁全景监狱的规训效果，全景监狱未必都是钢筋、水泥和砖石等建材所堆积成的实体建筑，话语／实践也可以实现全景监狱的规训效果。在现代社会，“权力是通过话语中的系统梳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监视、通过对个性的规范进行无穷的调适而实施的。现代社会可以被读解为一种话语，名义上的行动自由被他者无处不在的眼光所剥夺”^[53]。而且福柯式的话语／实践在现代社会成为全景监狱规训主体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全景监狱并不仅仅是塔楼上的那个狱卒，而是施加于囚犯、把他或她构成为一个罪犯的整个话语／实践。全景监狱是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即把主体构建成一个罪犯并把他或她规范化到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程序中。”^[54]我们可以从社会等级体制里上级对下级的检查监督话语来看全景监狱规训主体的积极意义。不定期检查、突击检查、抽查等词汇所带来的社会实践和体制监督相当程度上会把一部分人迅速变为全景监狱里的囚徒，取得良好的监管效果。而定期检查、预先通知等检查方式则会把这群囚徒又变成相当懒散自由的假释犯。学校餐厅饭菜的标准、低保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政府公务员的办公效率等无不随着上级通知检查的日期而天悬地隔。显然，这种积极意义应该限制在等级体制下。如在自由体制下这种意义的积极性可能会转向消极性，体现出侵犯个人隐私、掠夺廉价劳动力、压榨劳动成果等不端行为。

在马克·波斯特看来，数据库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不但是全景监狱，而且是超级全景监狱。“随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你可以把社会场当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型了主体的构建。”^[55]数据库作为超级全景监狱同边沁和福柯的全景监狱相比，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又凸显了更多的迥异性。首先，主体构建的过程不同。全景监狱的主体构建属于一种主体化过程。超级全景监狱的主体构建属于一种客体化过程。全景监狱中的囚徒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囚徒和自己犯的某一项罪名，但是超级全景监狱中的囚徒却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囚徒，而且这种囚徒身份背负着自己也不知道的多项罪名。“数据库话语中的主体形成过程与全景监狱相比，其运作方式非常不同。福柯论争说，全景监狱所构建的主体是现代的，‘内在化了的’个体，是意识到他或她自己的自我决定性的个体。主体构成过程属于一种‘主体化’，即通过他们的某种（虚假的）特有内在性而生产这些个体。与此相反，超级全景监狱中的主体构建采取‘客体化’这一相反路线，即通过分散的身份、通过连个体都没意识到的身份生产这些个体。超级全景监狱引起公愤之处也许是，它公然违背现代个体的伟大原则，违背其中心化的‘主体化了的’内在性这一伟大原则。”^[56]其次，规训运作的难易不同。相比全景监狱，作为超级全景监狱的数据库的规训和监视可以毫不费力地运作。消费者无意识的主动帮助和毛细血管式的信息环路无疑是数据库轻松便捷地进行规训和监视的有力保证。在购物中，消费者主动出示信用卡或使用电子转账，而经济交易所产生的一系列数据如购物时间、购物地点、购物金额、购物内容等就会自动存储进数据库中。数据库的拥有者只需要键入几个程序命令就会轻而易举地实现对消费者的规训和监视。马克·波斯特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式监视。“全景监狱的话语／实践是生物权力新形式的条件，是为了生产过程的发展而对人民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同样，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福柯没有破译主体或工具行动的意图，而是破译话语／实践的形成，他以此教会我们如何解读一种新的权力形式。但这种话语分析运用于信息方式时，便带来了这一令人不快的发现：全民都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过程，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57]而毛细血管式的信息环路无疑无缝隙耦合了从消费者刷卡转账到数据存储、传送和调出这个空间距离。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公司企业的电话线、有线电缆、无线网卡、宽带光纤等密密麻麻地缠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如果不是线圈上标注的文字和字符，我们绝对无法确定这些线路归属哪家公司所有、具有什么作用、链接哪个家用电器。其实，人们不会关心外面世界的线缆，而只专注于引入自家的线缆该接入何种电器。“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受到强加于人的监视，但借助受监视个体的自愿参与，那种监视变成了一种话语现实。在此情形中，权力与话语作用被独特地构型了。被监视者提供了监视所必需的信息。……在超级全景监狱中，当个人行为通过电话线与电脑化的数据库传播时，监视就开始实施，而销售人员只需键入极少量的数据。”^[58]“超级全景监狱不像全景监狱，它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运作。权力的‘毛细血管式的’延伸触及规训社会的整个空间，福柯所注意到的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远为完善了。电话电缆和电线线路细针密缕纵横交叉，覆盖着我们的世界，它们是超级全景监狱的极端手段，把我们的行动转化为监视的外延话语，把我们的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开布告，把我们的个人言行转化成一种集体语言。个人被接插到他们自己的全景监控的线路回路中，对诸如韦伯和自由主义者等人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59]因此，数据库作为超级全景监狱在主体构建上更具隐秘性、多重化、便捷化。

置身于这个数据库的社会，超级全景监狱时刻陪伴我们左右，某种意义上虚拟的数据库比实体监狱布置着更大的陷阱，等待人们无意识地进入。从实体监狱走出来或许你已经进入一个更大的虚拟监狱。“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人民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准备好、并不断使用它们。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中，人们自己动手填表，他们便同时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记录器。电脑的家庭联网构成了这种现象的一体化的顶点：调制解调器与生产者的数据库相连，消费者通过这个调制解调器订购产品，便在购买行为中将自己的数据直接键入生产者的数据库。”^[60]在《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中，地牢中的唐僧隔着栅栏对牢外的徒弟三人说：“我在这监狱里跟在外面有什么分别呢？外面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马克·波斯特说：“如今大众已认识到他们一直被数据库监督，因而明显感到不自在，数据库焦虑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显著性的全国性论题，但许多人显然已对它越来越关注，而它也预示着福柯所谓的大众的规范化将上升到一个新水平。”^[61]在我们看来，马克·波斯特在人们对超级全景监狱的认识方面过于乐观。身处如此便捷、迅速、享受的生活氛围中，有谁还能像《大话西游》中的唐僧那样沉思一番呢？人们毋宁醉生梦死般生活在自由享受的监视中，也不想自找麻烦和自找没趣地去戳破这层认识。但是，唐僧的这句话仍然不失为我们上述论述的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沉思，尽管有些悲怆和无奈。

总之，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在逻辑旅行后的终点显示，数据库、域、记录、列表、信息环路、主体建构、多重化、隐秘性、超级全景监狱、质询、规训等是其基本术语。数据库作为一种电子语言和话语形式，如同超级全景监狱般对主体进行多重化和隐秘化的质询和规训，无疑是马克·波斯特数据库理论的核心命题。

【注释】

[1]［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1页。

[2]［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3页。

[3]［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页。

[4]［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5]［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6]［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7]［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8]［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6页。

[9]［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7页。

[10]［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11]［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5页。

[12]［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9～110页。

[13]［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3页。

[14]［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15]［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6]［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17]［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19]［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8～129页。

[20]［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0页。

[21]［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www.xing528.com)

[22]［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3～104页。

[23]［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0页。

[24]［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2页。

[25]［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1～102页。

[26]James B．Rule，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Surveillance．New York：Schocken，1974，p．273。

[27]［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0页。

[2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9]［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1页。

[30]［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31]［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32]［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33]［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0页。

[34]［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35]［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

[36]［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2页。

[37]［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8页。

[3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39]［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9页。

[40]［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41]［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42]［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43]［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页。

[44]［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45]［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46]［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页。

[47]［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8页。

[4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49]［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页。

[50]［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51]通常discipline被翻译为“规训”，surveillance被翻译为“监视”或“监督”，我们在本书中将其等而视之，并未刻意区分。请参看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和杨远婴译本）的“译者后记”对此翻译的说明。

[52]［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4页。

[53]［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4～125页。

[54]［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55]［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56]［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57]［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3页。

[5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59]［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60]［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8页。

[61]［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