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波斯特论电子媒介与语言经验

一、语言和数据库

（一）媒介运动和信息方式

评述马克·波斯特的数据库理论应该从对卡尔·马克思的致敬开始。很多从事生产、消费和传媒研究的学者都对马克思怀有一种绅士般的敬意，马克·波斯特也不例外。这是因为马克思贡献了一个可以让这些学者作为思考起点而被反复征引的思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1]这里，马克思的“媒介运动”是就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而言的，即生产是消费的媒介，而消费是生产的媒介，“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2]。消费生产着生产，生产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消费一方面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另一方面为生产提供了想象的对象。近几年在中国一线、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诸多商品房因房价的居高不下而使居民无力购买被迫大量闲置，这些没有被居住使用的闲置商品房不能称为现实的房屋。而消费者寄予房屋别墅豪宅式、居家生活式的想象为生产提供了乡村别墅、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等生产对象。生产生产着消费，消费是通过生产来实现的。生产提供了消费的外在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主体动力需要。保障房、廉租房等房屋如果不被建造装修就没有这类消费对象，人们只能望房价如楼高的商品房摇头叹气。别墅豪宅的房屋生产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尊贵典雅或豪华奢侈的消费方式外，同时也为消费提供了一批王孙贵族、资产阶级暴发户和贪污腐败官员，当然，贫民窟和棚户区为消费提供的是一批底层大众或弱势群体。马克思将这个“媒介运动”放在分配和交换中来完成。分配和交换使生产和消费彼此互为媒介且各自又处于对方之外。马克思的“媒介运动”过于黏合在生产和消费的环节上，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使媒介运动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我们愿意指出，不仅生产作为媒介影响了消费或消费作为媒介影响了生产，而且作为独立于生产和消费的媒介本身在传播层面也深深影响了生产和消费。

马克·波斯特以“信息方式”向前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致敬。马克·波斯特将马克思的“媒介运动”从其生产和消费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并在“第二媒介时代”以“信息方式”的思维考察了电子媒介与主体构建、社会批判的关系，这无疑是马克·波斯特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氛围下启动的思考。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媒介因其电子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经验。数字编码、信息转换、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电子脉冲、物质／非物质性等一系列的电子语言的DNA图谱强烈震撼着马克·波斯特的神经。马克·波斯特认为，口语是在戏剧化行动的时／空坐标中开展的，而书写则是在书籍与纸张的时／空坐标中蔓延。但是，电子语言则不适宜上述两种时空框架。它既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既永远存在又从未存在，是物质／非物质的统一体。马克·波斯特透过这些新奇的DNA代码敏锐地察觉到，新的语言形式至关重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正改变着社会关系网络，并重新组装它们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及主体。^[3]马克·波斯特延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极力反对将语言工具化，在电子时代承续了“话说人”而非“人说话”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奇幻认识。马克·波斯特带着不无揶揄的口吻打趣秉持语言工具论者，认为语言在构建主体自我和重组社会关系方面具有能动性，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自然就被重新构型。因此，马克·波斯特以近乎呼吁的语气说，对新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势在必行，但是，科学地描述这种新的语言形式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要想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便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作为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一步，我在此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概念，‘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这一术语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以两方面的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组合）；（2）作为对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作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按照生产方式划分历史时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马克·波斯特依照信息方式的不同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符号的交换特点是符号的互应，印刷的书写媒介则是意符的再现，而电子媒介是信息的模拟。第一阶段是口头传播阶段，自我处于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第二阶段是印刷传播阶段，自我处于自律性的中心；第三阶段是电子传播阶段，自我被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6]乔纳森·卡勒这样理解“去中心化”：“如果思维和行动的可能性是主体不能控制的，甚至不能理解的一系列机制决定的，那么这个主体从它不能在解释事件时成为可以引证的根源或中心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失去了中心地位’。”^[7]可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性和消费性的经济形态挂钩，而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则与传播媒介相连。在马克·波斯特媒介运动的理论认识中，人类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思考前提自然而然地从生产方式升级换代到信息方式。

（二）语言形式和数据库

在整个20世纪里，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形式在纸质印刷书写时代获得了最为辉煌的发展和成就。但随着“作者死了”和“人死了”的来临，作为“人类存在之家”的语言又该何去何从？令人不无悲哀的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把语言变成一种永不稳定的符号游戏，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因生产过剩而又无力消费导致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市场崩溃的话，那么在德里达这里因能指的过剩而使所指无限延宕导致的表征危机则产生了语言的崩溃。此时，马克·波斯特毅然冲向这个被德里达的理论炮火所狂轰滥炸过的语言废墟，信念和勇气使他发现了在电子时代一直被人类使用但却被人们忽视的语言形式——电子语言。在马克·波斯特那里，这种电子语言形式包括电视广告、数据库、电子书写等等。

马克·波斯特认为，在信息方式的思维下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语言形式都必然重新获得再思考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恰当理解此前的语言形式和新的语言形式间的迥异，突出语言经验的新质。当然，马克·波斯特的这番论述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掩护下进行的攻城略地。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8]马克·波斯特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佐证下大胆宣言：“信息方式开始了对以前的所有语言形式的再思考。就如同在马克思看来，猿的解剖只有在人类进化演变之后才可理解一样，语言的回溯性重构要从信息方式这个制高点进行。”^[9]因此，解剖电子化信息方式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和印刷传播的解剖更加容易被人理解。如此，在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的标尺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意义非凡的文学和文化事件将会得到全新的测量数据和刻度：语言并未随着作者和人的“死”去而消亡，面临消亡的是旧有的语言形式即印刷语言，具有机器人性质的电子语言以超强的流行势头正畅销市场。因德里达的具有恶作剧性质的解构理论，印刷书写时代的语言形式在电子媒介时代正从理论家的视角中迅速消失。而雪上加霜的是，印刷语言不仅从理论家那里失宠，而且面临着急剧恶化的生存困境。面对电子语言的挑战，印刷语言倍感压力但仍然拼死挣扎。但是，基于印刷语言所形成的现存社会体制和法律机制暂时地维护着印刷语言的权利，这使新旧两种语言形式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互抗衡并存，大众面对这种拉锯战式的反复对抗早已失去耐心，自觉地以一种焦躁式公共辩论纷纷加入这场相持不下的对抗。在文学领域，大众的这种焦躁情绪在一种激进思潮的鼓舞下更是屡屡冒进，而争论亦是热闹非凡。网络文学与纸质作品、电子书写与印刷书写等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不断，两家的战火升级也一再印证了大众的担心和焦虑并非空穴来风，由此引发的新闻报道也时常占据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文学作品的这种纠结在理论作品上也丝毫不差地被复制。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除了把文章投寄给约稿的杂志社外，还把投寄的文章上传到自己的博客。这位学者开始并未注意两个刊发平台的矛盾。为了教学目的和满足广大忠实读者的要求，他一般都会把即将刊发在纸质期刊上的文章先放到博客上，但这遭到了刊发这些文章的纸质期刊编辑的不满，这些编辑请求这位学者迟些时候再把文章放到博客上，否则读者都去博客阅读文章会影响期刊的销售量。在现有的大学学术科研工作量的计算标准、稿费版权制度甚至单位的奖金奖励机制等体制面前，这位学者深得马克思的教诲，不得不向那些编辑迂回妥协，而没有进入这场潜在的口舌之争。他在课堂上为学生解释为什么有些文章不能及时放到博客上时表露了这种无奈的尴尬。此时，重温马克思的教诲或许可以使我们少安勿躁：“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这里接着说，构建这种社会形态的语言形式亦是需要历史的积聚和成长。某种意义上，法国巴士底狱的推翻是从那些暴动者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开始的，新中国的缔造也是从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襁褓中起步的，电子语言这种新兴的语言形式此时正在破土抽芽。

因此，为了突出数据库这种电子语言形式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在分析数据库之前以信息方式的思维回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形式。马克·波斯特说：“要在信息方式下对数据库进行分析，便要对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的讨论中一些极其关键的论题有所理解。如果要求社会理论及历史从此认真对待数据库的扩散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必须质疑对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所做的刻板区分。口头／书面这种二分法把电子语言纳入书写范畴，从而模糊了电子语言的独特性。”^[11]或许，“电子书写”这个曾经时髦的术语词汇印证了马克·波斯特不无原因的顾虑。吉登斯以“言谈”（talk）代替“言说”（speech），认为书写缺乏具体情境下的言谈所具有的复杂性。而德里达以“延异”（différance）代替“差异”（difference），批判了语音中心主义。马克·波斯特继而指出“言谈学家”和“书写学家”两派争论的缺憾。两派争论在选择语言经验的关键层面时都严重偏离目标。而电子介入的新型语言经验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发达社会的特点，电子语言形式不会与言说或书写的特征相吻合。马克·波斯特以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例论述了言谈学家的落伍：“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其特殊的性质表明了信息方式的力量，表明了电子媒介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抑制了社会变革语境中，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领域’中的集体交谈。……工厂及其众多的贫苦工人已不能再为革命性言谈带来什么机会。如果竞争性语言要在今天出现的话，它也肯定出现在电视广告和数据库的语境中，出现在电脑和通信卫星的语境中，而不会出现在共同在场的言谈或为了共识进行辩论这样的文化中。”^[12]马克·波斯特对书写学家的批判结论是：“后结构主义奇怪的地方是，在印刷正被电子语言所取代或起码被它所补充的时代，它还维护一种植根于书写的阐释形式，并且以非线性、非同一性的术语对阐释进行定性，而促成这些术语的是电子语言而非印刷媒介。……与后结构主义观点的长处相对应的，并不是书写压倒言说的力量，而是电子媒介语言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13]因此，在信息方式下对语言形式的新的考量，能使我们认清当代作为电子语言形式之一的数据库所带来的新经验。这里，我们乐意分享、梳理和补充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下的一种后结构主义理论图景中的电子语言形式——数据库。(www.xing528.com)

马克·波斯特基于语言形式赋予数据库各式各样的定义。毋庸置疑，马克·波斯特在信息传媒时代继承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形式的衣钵，提出作为电子语言形式的数据库理论，把语言形式理论从印刷书写时代推向当下电子媒介时代。概言之，马克·波斯特将数据库定义为三种形式：语言符号形式、话语形式、监狱形式。首先，数据库是一种语言符号形式。数据库具有符号的表征作用和语言的社会效果，同时还是一种非物质的虚拟符码，是收集日常生活某方面数据的信息贮存库。马克·波斯特说：“数据库是由符号组成的；它们首先是某种东西的表征。人们不会吃它们，不会拿它们，不会踢它们，起码人们希望如此，数据库是语言的不同构型；如果要对它们加以探讨，任何理论姿态都必须起码考虑到这一总体论事实。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数据库产生的社会效果必将与语言所产生的效果相应，尽管它们肯定还会与不同的行动形式有不同的关系。”^[14]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库不过是信息的贮存仓库。数据库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与书写的最早用途很相像——都是日常生活某方面数据的收集。其次，数据库是一种话语形式。数据库作为话语形式可以进行主体构建，因此它被权力机构当作私人财产，而这种私人财产反过来又强化了拥有者的权力。“数据库首先是话语，因为它们导致一种主体构建。……数据库不是任何人的却又是每个人的，但它还是属于某人，属于把它作为财产拥有的社会机构，属于公司、国家、军队、医院、图书馆和大学。数据库是纯书写的话语，直接增强其所有人／使用人的权力。”^[1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波斯特在正文后面的注释中提醒我们，他所关注的数据库将只限于有个人域的数据库而非所有数据库，如编目数据库就被排除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外。^[16]何谓“有个人域的数据库”？按照这个注释所解释的原文来看，马克·波斯特是指作为话语可以构建主体的数据库。注释的原文为：“我在本章将着重探讨电脑数据库以何种方式发挥着福柯所说的话语这一术语的作用，亦即数据库是如何在意识直接范围之外构建主体的。”^[17]最后，数据库是一种监狱形式。数据库的这种监狱形式是指作为话语／实践和权力形式的超级全景监狱，而非由围墙、电网、塔楼、狱卒等组成的实体性监狱，这里如同“数据库里的囚徒”般是一种隐喻性指涉。今天的信息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这是一套没有钢筋水泥、警察电网的监督系统。

（三）数据库的结构和存取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数据库”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术语。因此，懂得计算机语言程序（如VFP程序、Access程序、C语言等软件程序）的读者对数据库是一种结构性语言的阐述不难接受。或许我们的阐述对那些熟悉者来说是多此一举，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回溯这些知识。数据库显然依靠一些软件程序如VFP程序、Excel表格等在计算机上进行驱动、显示、编码、转换、存储、复制等操作，而数据库本身及其操作的背后都是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当声音、图像及语言文字被数字编码时，它们就被从物质存在域中抽取出来。惯性法则和能量守恒定律不再有效而被弃置一边。信息转换的方式从仿真模拟转变为数字编码，这就使信息转换的载体从自然实物转化为可控电子。此时，语言文字、图像照片、音频视频等都被缩约为一套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自然实物的限制对数据库这种语言形式不再有效。因此，数据库的驱动及其二进制代码的存取必然要依靠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程序来实现。

数据库的结构包括列表、记录、域、信息环路等要素。数据库由“列表”组成。简单的数据库可以由几个列表组成，而复杂的则需要成千上万个列表组成。含有一个Sheet的简单的Excel表格即为一个列表。列表通常由“域”和“记录”组成。“域”是纵向分隔列表的结果，“记录”是横向分隔列表的结果。在Excel表格中，水平的A、B、C、D、E等每一个即为一个“域”，垂直的1、2、3、4、5等每一个即为一条“记录”。马克·波斯特说：“纵向分隔这些列表就生成不同的‘域’，具有诸如名字、地址、年龄和性别等项，横向分隔就成为‘记录’，标注着每一条目。”^[18]“域”中的“级别值”与材料对象本身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二者间的关联涉及数字编码和信息转换。马克·波斯特说：“正如字母K与联系着它的英语声音之间的关系只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数字编码与它的材料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如果书刊的名称也收入这个域，那书刊的名称就会被编码为数字作为级别值填入域中，例如《红楼梦》可以被标为“0”，《文学评论》可以被标为“1”。这里，书刊与级别值的关系虽然是任意的，但数据库中这个域里的数字却毫不含糊地指向固定单一的书刊。在书刊没有被预先编码的情形中，录入该域中值的变化将由录入人员的意志而定。无疑，“域”中的“级别值”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对材料对象本身进行数字编码和信息转换会大大提高存取级别值的效率。而且，除了文字之外，现代科技使得语音、图像也能轻松实现数字的编码和转换。数据库除了范围变得更广外，还增加了一些能力，图文记录的数据编码发展迅速。现在的数据库可以兼容彩色图片和文字内容，因此更加容易辨别人和事物。这些以数据库为形式的数字编码可以转换、刻录、复制到永久存储的磁盘、光盘和移动硬盘中。数字编码和电子操作使信息准确、迅速、恒久地存储于数据库中：“语言、图像及声音的数字编码及电子操作使得交流的时空限制失效了。信息的复制精确无误，传输瞬间即得，贮存持久永恒，提取易如反掌。……人类历史新的一天无疑已经破晓，但这一天所预示的是什么还远未清晰。”^[20]因此，正是数字编码和信息转换使得数据库可以轻而易举地存取全民信息，数据库成为阳间的一本生死簿，因此手拿这本生死簿的人将通过判官笔的勾画来裁夺他人的生命。被编码和转换的数据库通过信息环路使输入者和输出者即使在天涯海角仅是挥洒指尖就能存取数据信息，在信息环路下数据库可以根据列表中具有相同级别值的域或记录实现链接，建立某种信息关系：“如果两个数据库有一个相同的域，那么这两个域的功能也就一致。……关系数据库已经在它们的结构中内置了与其他数据库结合的能力，它们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储量，几乎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构建成一个对象，并且原则上能够包括该个体的几乎所有信息。”^[21]因此，一方面，庞大的数据库让消费者在家里就能方便地获得信息；另一方面，消费者每订购一次日常生活用品就会为相应的公司提供该消费者的详细个人信息，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数据库。“家庭联网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图文化信息，并且使得人们能够只通过电脑就能订购那些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就有了这些服务，而美国正在开发。……90年代开始之初，电脑仍然还没在美国家庭广泛使用。然而，在法国，电话公司给装了电话的家庭提供的不是电话号码簿而是电脑，从而解决了电脑不普及这个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种政策是经济实惠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它因此能够为别人提供消费者信息或家庭联网这一极其有利可图的服务。”^[22]在家庭联网的信息环路中，含有产品信息的数据库产生了含有消费者信息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又产生了一个需求信息的数据库，而此数据库则为生产过程提供馈给。可见，数据库就是在信息环路中实现了无限链接和超强繁殖。

如今，数据库的复制、存取大多涉及以下几种硬件设备和软件程序：计算机、复印机、打印机、扫描仪、媒体播放器、录像机、刻录机、数码相机、视频音频和图像制作软件等。数据库中信息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消费对象从信息本身转向制作形式。从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论是衣服、家具、轿车，还是印刷品、音像制品，消费者都无法进行自产自销。印刷书写时代，购买报纸杂志主要是进行信息和意义消费，当然，这也存在制作形式的消费，而且仅当你能在公共图书馆或马路报刊阅读栏里获得信息但依然去购买书籍报刊时才会出现。但是，在电子媒介时代，制作形式的消费空前高涨。“书籍本应是与某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相关的一种产品，如今这层意义丧失了。……例如，当《圣经》被电子编码后，它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被复制成软盘中的文件肉身或阴极射线管上的像素肉身；那些曾经使一页页上等纸为之增辉的字母符号，如今虽然顺序依旧，却在新媒介的化身中失去了一层意义。”^[23]电子媒介下，书籍丧失的一层意义即为信息的意义本身。特别是当我们可以独立自足地进行生产、制作甚至包装印刷品、音像制品时，我们去书店购买书籍杂志、去大剧院听音乐会、去电影院看美国大片主要是在消费信息的方式而非信息的意义本身。如今，消费者付钱购买的是书籍的制作而非书中的信息。其实，书中的信息不必花钱消费便可在公共图书馆里获取。打印机、复印机、录音录像机、光盘驱动器以及卫星接收器等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制作人。任何人都能复制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商业包装。“在信息方式下，消费者往往以最少的花费，制作出比生产者制造的产品还要好。于是，信息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实践。”^[24]因此，电子信息时代，购买纸质书籍、分发课堂讲义、拍摄艺术照片等消费行为将会重新得到理解和观照。数据库的存储设备和技术无疑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既可控制信息的再生产又可控制其分配。当一个人第一次观看他录在录像带上的电视节目时，他（她）被自己对节目的控制所迷惑。复录到录像带上的节目可以随观看者的方便，停止、快进、倒放、重放、满放、剪辑。每当此时，该消费者便会意识到他或她过去多么依赖节目播放时间表。……这一诉讼揭示，资本家不仅想控制电波以及电波所发送的内容，而且还要控制观众，控制他或她何时观看，观看什么，观看的顺序，以及所看图像的速度。录像机并没有真正改变所观看的内容，它们只是从根本上瓦解了播放者对观众的控制及约束。”^[25]马克·波斯特给予录像机这种新兴媒介设备以革命力量的使命，认为它改变了大众传媒对消费者的控制，使受众从法西斯式的舆论控制中得到解放。于是，新的消费方式承担了新的革命形式的解放任务。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暴力革命和游行示威或许已经过时，对新的革命形式的探索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道首要的又不可避免的命题，许多致力于这方面的学者信心饱满地转向了网络领域，尽管网络中的乌烟瘴气和众声喧哗并未使得新的革命形式趋于明朗化。政府对网络不断升级的有效监管、主席和总理的网上问政、多位政府官员因网络曝光贪污腐败而落马等等无不显示着网络中潜在的力量正润物细无声般悄悄发生作用。

马克·波斯特通过福柯的话语理论，把对数据库结构的探讨引申过渡到对社会的批判和分析上。马克·波斯特参照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尤其是福柯对话语的分析，准确地揭示了数据库的结构以及数据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波斯特认为，数据库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形式，它的结构有参与社会、构建主体的内在机制。詹姆斯·鲁尔（James B．Rule）在1974年对美国主要机构的数据库档案的研究结论是：数据库可以对任何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详细的重构。^[26]在数据库中，域通常构建群体身份，如域中的某个“邮政编码”构建出的是居住在这个地域的所有人的群体身份；而记录、列表和数据库则通常构建个体身份，如记录、列表和数据库等里面的信息可以构建出个体的逃税者、色情狂、购物狂、贪污犯等多重化身份。马克·波斯特说：“数据库在现有语言之上强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贫穷的有限的语言，这种语言利用规范来构建个体，并界定不随众的人。数据库在严格界定的范畴或领域内排列信息。……一个数据库可能以下列种种域组成：一个人的姓和名，社会保障号码，街道地址，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年龄，性别，种族，未付的违规停车费，租看成人录像次数，订阅共产主义刊物次数。为这一数据库收集信息的机构根据这些参数构建个人。”^[27]人们从超市门口出来都会手拿着已经盖着“谢谢惠顾”字样的购物收银小票。收银小票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购物日期、收银员代码、购买商品、购物金额、收款现金、刷卡银行账号、会员账号等等。购物中心通过电脑的信息环路自动收集整理这些收银小票并累积了海量的数据库。“零售商的数据库有不同的域，记录一个人每次所购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描绘出该顾客的购物习惯图，这种描绘可以立即进入并与该顾客的其他信息（如地址等）相互参照。结果，这些电子列表变成了每个人为电脑而构建的额外的社会身份，他们还会因为具体的数据库而被构建为社会行动者。我们把数据库理解为一种按照数据库的形成规则铭写主体位置性的话语生产……”^[28]因此，数据库结构能够通过创造信息关系来构建主体自我：“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创造了不同信息之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在数据库之外的原有关系中并不存在。从这意义上讲，数据库通过操纵不同信息单位之间的关系构建个体。使数据库具有效率的，不仅是它们的非歧义的语法结构，而且还有它们电子化编码方式和电脑化贮存方式。”^[29]无疑，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为其作为话语形式参与社会、构建主体的话语功能提供了有效的内在机制。至此，有必要引进话语和监狱的概念进一步认识作为一种电子语言符号形式的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