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体文词采之五色、五音、五情及新巧

第四节　骈文的词采

骈文的另一个特点是讲求词采，“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杨炯《王勃集序》）。藻饰和用典，共同构成了骈体文词采方面的特色。

藻饰，就是追求词藻华丽，骈文家特别注意选词、练字和造句，既要选择和使用那些富于情采的词汇，又力求使词汇用得贴切、精当，以增强文章的美感。到南北朝后期，甚至出现了“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现象。

藻饰的技巧，首先是选词。骈文家特别爱用形象性强的词汇，要求体现出所谓“五色”、“五音”、“五情”。如《文心雕龙·情采》所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所以，金玉、色彩、飞禽、奇兽、香草、异花、声音、情状、姿态等类的词汇，是骈体文中选用得最多的词汇。而且用得相当考究。以徐陵《玉台新咏序》首节写丽人居室的一段文字为例：

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万户千门，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柙。

这节文字，以凌云概日言其高大，以万户千门言其深邃，以璧台金屋、玉树珠帘言其屋宇的壮美与饰品的华丽，浓墨重彩，一气铺写而来，将宫室的高华壮美渲染得淋漓尽致。又如文中写丽人们动人的妆饰：“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靥”，不只写出选料的名贵，而且以“发”、“开”二字写出了丽人们容饰之后的无限娇媚和万种风情。文中写丽人的体态身姿：“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佩”，更给人一种飘逸飞动之感。其他如以“椒房宛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写幽闭于宫馆中的寂寞，以“青牛帐里，余曲未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写独处的无聊，词采都光华浓艳，缀词有如贯玉连珠，而表达又曲尽其境。

骈文选词考究的特点，即便是在写山水风物，抒自身情怀的文章中也一样。如“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丘迟《与陈伯之书》）；如“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吴均《与宋元思书》）等等，选词虽不似《玉台新咏序》那样绮艳，那样充满脂粉味，但同样很华丽，又于华丽中透出一种清新秀美的意韵。

除选词考究之外，骈文还特别讲究练字和造句。骈文练字，要求“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文心雕龙·练字》）。“诡异”指字体古怪，类同“字妖”。“联边”指同一偏旁的字用得太多，类似“字林”。“重出”即“同字相犯”，骈文要求除虚字外，一联之内最好不用两个相同的字。“单复”指注意字形繁简的交错和搭配使用。骈文造句追求新巧，因而往往颠倒词序或打破惯见的语法规则。如“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孔稚珪《北山移文》），按句意本是“似墨翟之悲泪，如杨朱之恸哭”，此处将“悲泪”、“恸哭”拆开分置二处；又如“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庾信《梁东宫行雨山铭》），按句意本是“衫同草绿，面似花红”，此处则有意倒换；这种特别处理既使对仗更为工整，又使人觉得新颖别致。但过于求巧的结果，也往往会导致文理不通。如庾信《哀江南赋序》的“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骈文讲究词采的另一个表现是用典。用典又叫用事或隶事，是一种修辞手法，指的是收集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成语谣谚、掌故名言乃至前人诗文中的佳句妙联等，经过加工或浓缩，形成新的词组或短句，用来类比或衬托自己所描写的事物。骈文用典以多取胜，以巧见长，方法众多，明人高琦在《用典十四法》中曾归纳为14种。其中常见的有正用、反用、翻用、借用等。

所谓正用，即直接援引古事来表情达意，如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前一句典出《晋书·张华传》；后一句典出《后汉书·陈蕃传》，都是关于洪都的历史故事，作者直接征引以颂扬洪都风物人情之美，既典型又生动。(www.xing528.com)

所谓反用，即有意使词意与典故的原意相反，以起到衬托、对比的作用。如庾信《哀江南赋序》中的“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前句典出张华《博物志》，云海边有人乘槎至天河，见城郭屋舍整齐，宫中多织妇；后句典出《汉书·郊祀志》，言齐、燕、秦诸国国君派人入海寻三神山，求不死之药，均未到达。前句便属反用，借以衬托自己的走投无路。它如同篇中的“让东海之滨，遂飧周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等，都是反用典故的例子。

所谓翻用，即从旧典翻出新意。如《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处涸辙以犹欢”，典出《庄子·外物》，原指远水不能解近渴，此处却翻改为虽处逆境而仍自得其乐，表现出一种不甘沉沦的旷达情怀。

所谓借用，即借用古人古事以使文章显得委婉、含蓄、典雅、精练。如前引王勃之序文，其中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等句，便连用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等四人故实，借古人的不幸命运来比喻自己的遭贬失志，以发泄内心“世运不齐，命途多舛”的感慨，措词委婉典雅，而内中却含着很深的牢骚。又如汪藻《隆祐太后告天下手书》中“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句，则借光武中兴、重耳复国两个典故，十分有力地说明了康王（赵构）的即位在民族抗战中的重大意义，向世人展示了恢复河山、振兴国家的光明前景，从而增强宋人抗击金兵、夺取胜利的信心。

骈文用典还讲究约事、分章等技巧。所谓“约事”，即将故事加以提炼浓缩，如王勃之序文中“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等句；其中“请缨”、“投笔”、“长风”、“趋庭”、“鲤对”、“龙门”等都是历史掌故的概括。所谓“分章”，是将一个典故分为两处说。如“朱鲔涉血於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丘迟《与陈伯之书》）。“友于”即兄弟，朱鲔曾参与杀害刘秀的哥哥，后来归降刘秀，刘秀不计前仇；张绣杀了曹操的长子，后又归顺曹操，曹操待之如故。下联两句原本应当与上联两句分别相对，作“七六七六”式结构，作者却有意分说，将图大事者不计私仇的道理讲得极其分明。

除这些以外，骈文用典还讲究“明意”、“属词”、“脱胎换骨”等等。所谓“明意”，即上联用实事，下联用虚说，使典故意思表达得明白浅易，不致晦涩。所谓“属词”，是指连用数典，以强调或加重说明同一意思，但为避免堆砌罗列，作者有意插入一些四言或六言的偶句相连缀，这些偶句本身并不用典，只是抒发感慨，或阐明典故含义，在行文中起到贯连这一组典故，突现其中心旨意的作用。所谓“脱胎换骨”，则是对前人典故的内涵加以引申与发挥，使之更出新意，收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效果。

骈文用典还有一种常见的技巧，即借用前人的词句来表情达意。骈文为求词采的典雅华美，常常从古书中摘取有关词语直接用于骈句之中。这又分为两类：

一是直接借用词句。如“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庾信《哀江南赋序》），上句典故见《后汉书·光武纪》：“炎政中微，大盗移国”；下句见《史记·秦本纪》：“土崩瓦解”，也见《鬼谷子·抵巇》。又如“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上句见《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句见《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这种词句的借用在骈文中往往显得不露痕迹，但作者又确实是有意地在用典。虽类似集句，但同样有很强的表现力。

二是借古书词语作为代称，以免直指。如以“渭阳”指舅父，典出《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以“孔怀”代兄弟，典出《诗经·小雅·常棣》：“死丧之威，兄弟孔怀。”生男称“弄璋”，生女称“弄瓦”，典出《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种方法，后来也引出不少流弊，“送富贾则曰侠，送知县则曰河阳、彭泽”，犹同“一个三寸八分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答张幼于书》），因而遭到后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