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散文卷：骈文的发展演变

第二节　骈文的发展演变

晋室衣冠渡江之后，骈化的进程曾一度放慢，东晋的一些大家如陶潜、王羲之，文章仍承汉魏遗风，以散体为主。但骈文也仍在发展，而且越来越集中于应用文领域，如孙绰《兰亭诗序》、《谏移都洛阳疏》、《太尉庾亮碑》、《丞相王导碑》，庾亮《重与陶侃书》，温峤《让中山监表》，桓温《荐谯元彦表》，不明作者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等。文章较西晋又更见精美，技巧也更为娴熟。

骈文创作的真正繁荣，是在南北朝时期，其中又以南朝骈文成就为最高。这种繁荣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骈体风行，无所不施，无论帝王诏令、政府文告，还是臣下章表奏折，或者文人日常应酬笔札、哀祭序论，无不采用骈体。二是名家辈出，高手如林，这时期凡是较为著名的作家，无一不是骈文高手。三是名作迭见，云蒸霞蔚，文章写景抒情，论赞酬答，都竭尽修饰之能事，留下了一大批流传后世的佳作。四是情文并茂，各具风姿，这是魏晋以来文学挣脱教化功利原则约束和经学禁锢的结果，人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骈文的题材，既有传统的建功立业情怀的抒发，也有个人际遇的哀感，甚至有对日常生活的抒写和对山水自然的描摹，情真意切，异象纷呈，而技法也越来越精致，越娴熟。但在这种繁荣中，一种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绮靡的文风也逐渐泛滥，骈文日渐变得内容空泛而淫靡，形式日渐精严而华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这甚至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改变，“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同上引）。于是批评骈文的意见也开始出现。

这种批评自南北朝后期开始，经隋代而至于唐初，但效果不大。所以初盛唐时期，骈文继续盛行。唐初文风沿袭江左，骈文仍旧保留着较强劲的发展势头。但社会的批评也引发了对骈文的改革，稍后出现的“初唐四杰”的骈文，便传达出这种矫正弊端的信息。他们的骈文，内容较为充实，有真情实感；且一改散缓冗沓、柔弱浮夸的风气，显得风格清新，洒脱自如。但文坛自南北朝以来形成的积习一时难以改易，而唐初科举中盛行的以诗赋取士的风气，也使骈文进一步律化。因此，“四杰”的骈文，其语言又更为精美，用典力求贴切，四六排列整齐，错综而有规律。他们的一些名作可代表骈文的最高成就。这种律化虽使骈文句式更为规范，但以其过于拘束，因此严重影响到骈文的发展，于是骈文出现了散化的倾向。这种追求，到唐代开元年间“燕许大手笔”出现，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中唐之后，骈文和散文进入反复斗争时期。韩愈、柳宗元掀起了中唐“古文运动”，倡为古文，抨击骈体，想以此而“起八代之衰”，骈文缩小了地盘，仅流行于奏议诏诰之中，而书信、碑传、吊祭、著述则多用散体。但骈文仍有较大影响，而一些骈文家如陆贽，便顺应时势继续对骈文进行改革，进一步发展了骈文散化的倾向，这种变革增强了骈文的活力。晚唐李商隐的新体骈文，重又回复到格律精严的旧路上去，但清新流丽，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www.xing528.com)

自晚唐历五代以至北宋初期，骈文依旧盛行，宋初骈文，在形式上取法唐人，大致上还是分律化和散化两类，律化骈文几乎都以李商隐等的骈文为楷模，甚者甚至掊扯他的词句和所使用的典故，补凑成篇。宋初的“西昆体”，既包括诗，也包括了这种四六文体。于是又引发了宋代古文运动，在矫正这种不良文风的同时，宋人对骈文也进行了改革。一是将骈文使用范围进一步限制在公牍一类体式内，二是以古文家写散体文的手法来写清空质直、摒弃华采、不用典故的骈文。后世将这种骈文称之为“宋四六”。“宋四六”流行于北宋中后期。这种骈文，内容实际，色泽平淡，纡徐委备，词意畅达，清空流转，因而同样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有的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名篇。北宋末年，开始出现了专门评论骈文的理论著作，如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接着，南宋开始出现“散文”的概念，也出现了评论散文的专著。这无疑标志着骈散的划分已经相当明确。

唐宋两代，骈文使用范围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被广泛用于官府审结案件的判牍；二是传奇、变文、话本、戏曲中常大篇大篇地使用骈语，骈偶被当作俗文学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三是宋以后的科举制艺之文也多用骈体。骈文显示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到明清都保留着。

元明两代是骈文的衰微阶段，不只作者少，而且佳作也少，在体式风格上多因循魏晋，罕见新意。骈文中兴局面出现在清代，这主要是受清代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清代考据之学盛行，文人强调学有本源，以熟记典故为博学，骈文正好合乎他们的口味。于是骈文又被一些人重新提倡，并借以与当时独霸文坛的桐城文派相抗衡，使清代文坛一度出现了骈文中兴的局面。与此相适应，理论方面出现了孙梅《四六丛话》、阮元的《文言说》等一类倡导骈文的著作；在选集方面效法明人王志坚编选《四六法海》，出现了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许梿的《六朝文絜》、王先谦的《骈文类纂》等骈文选本。创作方面，也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并形成了多种流派，但大都以徐、庾或“宋四六”为宗，缺乏独创性，更无所谓大的变革。因此，清代骈文尽管盛极一时，毕竟已是强弩之末，非但不能追踪六朝唐宋，即便是对桐城古文的正宗地位，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动摇力量，而且盛行不久就每况愈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便与古文一道被白话文所替代，成了历史的遗迹。只是骈偶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被融入后代文学创作里，仍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