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散文卷：骈文的演变及《乞巧文》的重要角色

第一节　骈文的形成

骈文的名称，到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中才出现。但骈文的真正成为一种文体，却是在魏晋时期。而在此之前，骈文的形成则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它产生的基础，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古代先哲对事物对称规律的认识；二是汉字所独有的单音只义而又多声调、易于组词成对的特点。

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注意到事物间对称规律的存在，并且充分认识到这种对称规律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周易》关于阴阳刚柔的认识，《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等，都注意到了这种对称所产生的美感效果。而当这种认识被导入文学创作中时，诗文便从内容到句式乃至层次段落，都往往形成排列工整的对称式结构，显示出一种和谐整齐的美感。汉字的单音只义的特点，又易于使语句音节整齐，且便于属对，形成形、音、义三者都能整齐对偶的句式。这两者的结合，为骈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骈文的对偶句式，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散文中了。如《尚书》各篇中的一些语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禹贡》）；“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尧典》）。这些句式，对仗工整，排列整齐，措辞典重，声音悦耳，便于记诵。

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骈俪句式开始以成片成段的形式在文章中出现，广泛地见之于行人辞令、策士说辞、诸子论辩之中，有的甚至成为单篇文章中的主体部分。这种变化，体现着骈体由句而篇的发展趋向。如《左传·昭公二十年》的《子产论政宽猛》一章中孔子的一段评论：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这节文字，不但长句与短句结合，显得舒缓流丽，而且征引诗句说理，并组成对称的长句。又在3个征引4句诗歌的对称句式中插入一个只征引两句诗的短句，使对称之中又见错杂，以致音节婉转，工整而不板滞。这种句式在《国语》以及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中同样体现得很突出。有人曾对《国语》中的骈俪句式做过统计，在223段当中属于骈偶句式的就占63段。这些都说明，在这期间，骈偶句式不只艺术性明显增强，而且成了论事说理时一种相当重要的语言形式。

战国后期，诸子散文完成了由语录体到论著体的过渡，这种方式也便随之进入单篇文章之中。而战国策士就合纵连横往来倡说，他们剧谈雄辩，极尽夸饰之能事，以期说服人主。这种时代风气，又对文章的骈俪化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骈俪的句式被更充分地运用于逞辞博辩的文章中，无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是偶对之句连翩而出，辞繁语辩，汪洋恣肆，声色高华，气势磅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荀子》和《战国策》。这两书的文章有相当部分是对仗工整的骈句，也有似对而非对者，又往往在大段骈句之后附以散句，使文章既气势磅礴，又缓急相宜。这种特点，几乎贯穿于战国后期至秦汉的文章中。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开头数十句骈散相间，对仗尚不十分规则，而自“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以下，一直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连数十个骈句，排比对仗，十分工整。所以，清代李兆洛编选《骈体文钞》时，便将它视作骈文的初祖。汉初的贾谊、晁错继承了这种文风。贾谊的《过秦论》为总结秦王朝覆亡的教训，以引起汉初统治者的警惕，先以大量对偶句排比铺陈而下，极力渲染秦王朝一统中国的气势，使之与其后来的一朝覆亡形成强烈反差，足以振聋发聩。晁错的《言兵事疏》将中国形势与匈奴对照，用的几乎全是骈句；《论贵粟疏》亦以偶句为主，杂以散语，骈散相间，将贵粟的重要性阐释得极为深透。但就全篇看，贾、晁之文语句仍不够整齐，有些对仗仍属似对非对一类。这期间，真正显示出较为浓厚的骈俪色彩的文章是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前者委婉规劝吴王不要谋反，颇似战国策士的说辞，文中也多用偶句，骈而不整，丽而不靡，对偶也不十分严格；后者博引史实，铺陈排比，词意复沓，感人肺腑，雄辩而委婉地反复劝说梁王不要听信左右谗言，书中也是偶句迭出。从总体上看，虽然仍是战国后期文章的风貌，但骈俪色彩显然增浓，所以，后代论家多将邹阳的文章视作骈文的起始。(www.xing528.com)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中叶文章中骈俪句式的两个新的变化：一是辞采日趋富赡，二是对仗日趋精细。这两者又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这两种倾向，前者受西汉辞赋发达的影响，后者则无疑是骈俪句式趋于规范化、程式化的表征。如刘向《条灾异封事》中的“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如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中的“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这两种句式，较之以单一的四言句式或五言、六言、七言句式排比而下，显得文气更为舒缓，音节更为谐美，词采更为绮丽，而对仗更为精细。这种句式的出现，意味着过去常用的连片成篇的排比句型被打破了。不过，在西汉文章中，这种骈句也还只是偶然使用而已，在全篇中则未占主要地位。到了东汉，文风开始由典重质直向绮靡华丽转化，散文中的骈句越来越多，至建安前后尤为突出，如蔡邕的《郭有道碑》，几乎通篇都用骈句，音调铿锵，只不过受碑文要求典重的影响，措辞显得渊雅肃穆而已，但藻饰色彩仍旧是十分浓厚的。以其中一节为例：

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是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以句式论，这都是标准的骈句。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使事用典手法的出现，这既与讲求声律的和谐有关，更与追求藻饰的华丽有关。这节文字中用了三个典故。其中“贞固足以干事”，语出《周易·乾》之传文；“收文武之将坠”，典出《论语·子张》；“鳞介”一句则取《大戴礼记》中“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之意。文中借以形容郭泰之品格与威望，既典重贴切，而句式上又工整和谐。也正因为如此，后代骈文家甚至认为蔡邕的碑文是为骈文立格的文章。这也说明，至东汉后期，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所以，清代王闿运说：“骈俪之文起于东汉”（《湘绮楼论文》），指的就是蔡邕这类文章所显示的骈俪色彩。

进入魏晋之后，骈文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出现，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进而在南北朝时期跨入了它最为鼎盛的阶段。

骈文在自身发展中所以会出现这种质的飞跃，既与长期以来散文句式的逐渐骈化有关，也与建安文风的变化有关。自建安至三国，是一个政治上空前动乱而思想上却又是一个冲破经学禁锢的历史时期，作家们既感受着深刻的社会变乱，也感受着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的冲击，饱含人情与人性的人生态度，使文人们表现出一种开放通脱的心态。对人生哀乐之情的尽情抒发，使文学获得了新的基调和色彩。尽管由于政权的频繁更迭，使许多作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成了血腥的祭品，但始终未能遏止住作家对自我独立的人格意识的追求与表达，建安及魏的文风也表现为一种清峻通脱的特点，文章形式更加自由多样，骈俪风气也有明显的加强，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骈句的使用范围开始向书、表、檄文等应用文体中迅速扩展；二是造语更为精密，句式更为工整流丽；三是追求辞采而又富于情韵内美，文章显得情文并茂。但就总体而言，这期间文章的主要倾向也仍旧是骈散相间，以气运文。然而这种情文并茂、疏畅婉谐的特点，却使它们既不似东汉文章那样凝重，也不似六朝骈文那样轻靡，这是骈文成体之前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六朝以后的骈文所以特别富于情韵内美，与这种变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骈文真正成体，是在西晋。尽管西晋文章，还是骈散相间，但骈文的兴盛已经是有如长风巨浪，山雨欲来的了。自魏晋之际起，几乎所有文人，无论写什么文章，大多喜欢以骈俪行文，而且涌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骈文作家如陆机、左思、潘岳等，骈文句式运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序、疏、颂乃至哀祭文字如诔、吊文等类文章中，而且造语精严，声音和谐，辞采华美，用典繁富，大凡六朝骈文的主要特点，至此已是基本俱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