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史：前后七子成为潮流

二、“前后七子”等相续成风

明代后期的文学创作，在内容和艺术上都与前期有较大的不同。反映在辞赋创作中，除了所用形式仍为隋唐之前的古体没有变化外，揭露社会矛盾的内容显著增加，风格也由原来的平和雅正变为慷慨不平。这种变化主要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现实，同时也受到复古派对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冲击的巨大影响。

李梦阳（1473—1530）是复古派前七子的首领，今存赋34篇，在七子中数量最多。他倡言“唐无赋”、“汉无骚”，教人“究心骚赋于汉唐之上”（《潜虬山人记》）。这种对古体赋的倾心追慕，加上他为人正直敢言，他的创作具有一种独出于时的汉魏风骨。如骚体《钝赋》痛斥群小竞进、钻营逐利，《宣归赋》揭露统治阶层内部争斗、鱼肉百姓，《省咎赋》抒写壮年“情有感而难忘兮，性有纠而不释”，《观禁中落叶赋》由落叶念及士大夫的离乡别土、报效朝廷等，都显然继承了楚骚凄绝哀婉的抒情传统。他的《疑赋》是一篇与《卜居》相仿的古文体赋，赋中对诸如“当昼而夜，宵中日出；我黑彼白，妇须男裙”等种种反常现象表示出极大的疑惑，其中一段说：

呜呼噫嘻！民殊者形，厥心则一；威挤利啗，曰伊我栗。血流于庭，酣酒归室。友朋胥嬉，同声德色。阱彼罔识，巧我攸极。昔之执衡，视权与星；今之执衡，惟我重轻。古道坦坦，今眩东西；指辰谓暮，目鸾谓鸡。邻牛茹虎，冀虎德予；厉莫察阶，倒靡究所。

对于这种疑惑，巫咸当然无法求卜解答了。另外，他在《寄儿赋》中把镇压农民起义说成是“以暴除暴”，也极有胆识。

与李梦阳的豪壮不同，何景明（1483—1521）作赋以俊秀见长。在所存20多篇赋中，《别思》、《后别思》等写景抒情小赋，最能体现这种风格。如后者写想象中的离别：

怀诸彦之雅趣，款行客以终宵。慨违离之多端，接晤语而逍遥。时乃御闲馆，即别院。天冽冽而疾飙，月霏霏而微霰。开重帘之华灯，飞逸翰于清宴。缔久要而莫渝，顾暂睽而益眷。

娓娓道来，如接晤谈；以下临别赠语又以生民凋敝为怀，也不同寻常。他又有《东门赋》用四言形式演述乐府故事，在赋中可谓别具一格。(www.xing528.com)

徐祯卿（1479—1511）诗以风骨超然与李、何鼎足为三，他的赋同样也有这个特点。如《述征赋》一变以往同类作品历述所经各地、每多长篇的老套，在一笔带过前经之地后突出抒写途经淮阴的感慨，文辞简洁清新，与诗无异；《丑女赋》则脱胎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的有关描写，以丑女自况，寄寓不得志的愤懑，赋末直斥“世降道凉，好色贱德。新召废耻，谷风见黜。商嬖妲己，靡吝丧国；晋爱骊姬，宗子消骨。冶容作厉，实犹鬼蜮”，尤有深刻的警世意义。

在后七子中，王世贞（1526—1590）继李攀龙之后主文坛近二十年。他学问渊博，为人正直。存赋16篇、辞17章。除作于万历初的大赋《玄岳太和山》对世宗的迷信道教有所讽谕外，最有特色的是一些讽刺、言情小赋。在讽刺之作中，《老妇赋》影射奸相严嵩，刻画生动，讽刺尖辛。这个妇人不仅外貌老丑无比，令人作呕，而且“百艺莫解，小善淫泆。夜媚主父，肩胁肤战。捐辅属体，披靡婉”，丑态百出；同时“甘辞泉涌，投主之宴；媚言猋出，乘主之间”，对异己则“捶榜炮烙，淫刑百端。侧目摇手，噤曷敢言。嫡孽流离，淑美弃捐”，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的《登钓台赋》略仿苏轼《赤壁》之作，写景抒情，风致潇洒；尤其是借凭吊严光，说出“渭川钓利，桐江钓名。役心成迹，强性之情”的话，很有见地。此外，《二鹤》、《金鱼》等赋咏物，也清丽可诵。

前后七子之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还有：

徐献忠（1469—1545）《布赋》，用问答体的形式详尽描述农妇弹花织布之苦，同时揭露了高利贷“狼玃虎啖”似的盘剥、官府在天灾严重木棉无收时的横征暴敛，以及朝廷在织户改进技术增加品种后的变本加厉，从而真实地反映出江南织农“民已穷而益逼，霜既结而冰从”的悲惨境遇。全赋情辞悲怆，“读者咸酸鼻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与其相似，陆深（1477—1544）《瑞麦赋》也尽情披露了江南人民在天灾和暴吏的双重逼迫下，只能离乡背井、沿途乞讨的真实情景，从中可见明代后期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

在抒情言志方面，王守仁（1472—1528）《太白楼赋》激情饱满地称赞李白“横逸气以徘徊”、“抗直气之为难”，表现出年轻时的豪爽俊迈；薛蕙（1489—1541）《孤雁赋》借失群孤雁抒写“羁旅而无朋”的愁思，并最终以“吐哀响之嘹唳，志激昂而将跃”振起，令人鼓舞；黄尊素（1583—1626）《壮怀赋》抒写天启年间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不屈斗争的东林党人大义凛然的胸怀，充满了笑对生死苦难的高昂斗志和乐观精神。其他如孙承恩（1485—1565）《感蟋蟀赋》用通篇比喻舒泄人生惆怅，卢楠（1535左右）《幽鞫》、《放招》二赋模拟《离骚》历叙生平遭遇等，也都是可诵之作。

在寓意讽刺方面，除了上述李梦阳《疑赋》、徐祯卿《丑女赋》和王世贞《老妇赋》外，王廷陈（生卒年不详）的《左赋》，也是一篇刺时奇文。赋以四言形式列举世俗种种是非美恶颠倒的现象，以一“左”字贯穿其间，如曰：“丑女专怜，淑媛不御。仇璧惠蝇，踏巾首屦。适郭捐逵，择潦而步。贲获闭勇，尪夫劲兮。麓兔折趾，猎者竞兮。不根而叶，季为孟兮。”颇能体现作者的狂士本性。又黄省曾（生卒年不详）作有《射病赋》，借古代名医扁鹊为晋昭公诊治，历数煎厥、虫蚀、痞膈、筋瘛、风消、餐泄、痿痹、鬼疰、0胀九大症状，对历代昏君庸主的倒行逆施作了无情的鞭挞。他的《钱赋》则继晋代鲁褒《钱神论》之后，用荀子《赋篇》的隐语形式列数金钱的种种罪恶，笔锋犀利。

另外，杨慎（1488—1559）有《蚊赋》，首叙蚊的习性生灭，讥其以“郁郁彬彬”之名而使“贞女弃骼，壮士挫精”；接写公子三讯“蚊理”，其中“利在三宵，群嬉群舞，醉血不醳”揭示深刻。又有《后蚊赋》借物寄讽，昭示蚊的罪恶，有“赤口烧城，烦言啧兮。积毁销骨，疮痏结兮”等语，最后用“人蚊不惩，虫何罪兮”一笔点破，沉痛异常。杨慎嘉靖时因议“大礼”悖帝意，以名相之子被廷杖，长期谪戍云南，期间受人陷害和非议多矣，故能在赋中对吸血之群小竭尽刻画讥讽之能事。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博学多才，作赋也多，但最有特色的，同样是讽刺之作。如《嗤彪赋》写一虎经道士驯养而尽失往日威风，竟与道士扑跌为戏，或为人守门，意在嘲讽那些为利禄所诱而甘为人戏弄的人；《感宦籍赋》则借读童子所进《宦林全籍》，概述明代官制及推选考课方法，并分层写出登籍途径、荣辱无定及奸宠贤辱，最后归于“道心沉沦”，从而对于明代官场制度的黑暗和统治者生活的腐败，都有直接的揭露和深刻的讽刺。其他如骆文盛（生卒年不详）《怜寒蝇赋》、顾大韶（生卒年不详）《又后虱赋》等，也都在咏物中闪烁出讥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