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元明清时期的赋

第五章　赋的复古期——元明清

正因为赋的体式演变到了宋代已经完成，使元、明、清三代作者在这方面失去了再创造的空间，全面复古，学习、效仿前人在各体赋中的创作经验，才成了这一时期赋家别无选择的创作道路。

具体地说，这三个朝代辞赋创作复古的重点又有所不同。在元代，复古的重点在于复兴先秦两汉的古赋，其中包括古文体、骚体和诗体。这一取向，可以从元人祝尧《古赋辨体》对六朝骈体、唐宋律体和新文体的批评和排斥中明显看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元世祖忽必烈定鼎中原，对“汉人惟务课赋吟诗”（《续通鉴·元纪上》）很不以为然。接着就废除科举，后来虽然恢复，但试赋的形式不取唐宋律体，而取先秦两汉的古体，这就奠定了元代开始步入辞赋创作复古期的基调。其次，汉族文人在元代社会地位低下，在仕进无望的情况下不是闭门读书坚守节操，就是退隐江湖混迹市井，但心有愤懑要舒泄，于是主情的骚体便成了理想的选择，而主理的新文体自然难以立足，这也是文学创作中否定之否定规律作用的体现。

到了明代，文人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只在馆阁试赋，而且体无定式，因而律体继元之后仍呈颓势，致使李调元有“八韵之作，歇绝者几四百年”（《赋话》卷六）之叹。而诗文创作依然没有走出元代反思宋人喜欢议论的弊端、追慕唐人注重抒情的老路，前后七子的倡导复古，更使力求越宋追唐、并远溯秦汉成了作家创作的一种思维定式。与此相应，古文体、骚体、诗体的创作继续兴盛，而骈体则受曲文创作崇尚工丽的影响，有一定程度恢复。(www.xing528.com)

清代辞赋和诗、词、文、戏剧、小说一样，创作出现了全面复兴。对辞赋复兴最具影响的，是康熙朝“既以五经四子之书擢士于两闱，复以声律鸿丽之章拔才于采署”（王修玉《历朝赋楷》），试赋所用的形式，也恢复了唐宋以来逐渐定型的八韵律体。而且据《清史稿·选举志》载，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外出巡幸，沿途有召试各地献诗赋的士子，并授官或赏赐之事。其中康熙十八年（1679）亲自在体仁阁用赋设试，朱彝尊、潘耒等以布衣入选史馆检讨，更是一种影响极大的号召。它对当时文人的刺激，不会在汉代武、成之世招揽文学侍从之下，因此清代文人作赋蔚然成风。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收先秦至明赋作（含逸句）共4161篇；而光绪时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除去明前之作，得清赋达15，000余篇，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同时，各种体式并存共荣，也是清赋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传统的古文体、骚体、诗体、骈体、律体和新文体中，以律体最多，骈体次之，文体和骚体又次之。而律体中又掺入八股文的句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另外，各种有关赋的总集、别集及评论层出不穷。其中评论专著有的倡言古文体（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有的专论骈体（如孙梅《四六丛话》），有的研治律体（如李调元《赋话》）等，显示了一代作家和研究者全面复古、不拘一格的眼光和胸襟。

由于元、明、清三代是散曲、杂剧、拟话本、白话小说等俗文学空前兴盛的重要时期，作为雅文学的赋自然面临巨大的冲击。即便如此，它还是蹒跚前行，走着自己该走的路。而清代赋的复兴，可以看作是一种落日时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