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赋的重要意义及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关系

四、敦煌俗赋

20世纪初，在敦煌千佛洞的藏经石室内，发现了大批佛经藏卷。在这些经卷中，又发现了一种流行于唐代民间的俗赋。这类赋大多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寓言，语言通俗形象，风格幽默有趣。其中以无名氏作品《晏子》、《韩朋》和《燕子》（二篇）等赋最为典型，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中收录的《茶酒论》、《妑峅书》等，也是同类作品。

《晏子赋》讲述《晏子春秋》中关于“晏子使楚”的故事。赋采用了史书中有关晏子使楚，楚人开小门请他入内以及楚王见了他后想用齐国无人来羞辱他，却被机智的晏子一一化解的基本情节，只是把楚王换成了梁王。不同的是，赋中的晏子在将计就计地从小门入城后，直斥梁国为“狗国”；同时又以巧妙的应对，回答了梁王诸如“何以短小”、“何以黑色”、“祖先是谁”等一系列带有污辱性的问题。如其中一段说：

梁王曰：“不道卿短小，何以黑色？”晏子对王曰：“黑者天地之性也。黑羊之肉，岂不可食；黑牛驾车，岂可无力；黑狗趁兔，岂可不得；黑鸡长鸣，岂可无则；鸿虽白，是在田野；丧车虽白，恒载死人；漆虽黑，向其前；墨梃虽黑，在王边。采桑椹，黑者先尝之。”

取喻通俗，对比鲜明，都显示出民间文学喜欢添枝加叶、充分渲染的特色。

《韩朋赋》则取材于晋人干宝《搜神记》中有关韩朋妻为宋王所夺的传说。与《记》相比，赋更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如赋首先交待韩朋身世，突出与结发之妻贞夫的忠贞爱情；接着讲述他出仕宋国三年不归，其妻思而遗书，暗伏祸根；然后说到书信怎样失落，为宋王所得，宋王又怎样派使者前去计赚贞夫，贞夫如何入宫不乐，梁伯如何乘机进谗、加害韩朋。这些情节占了赋的一大半，在《记》中却只有寥寥数语。另外，《记》只重贞夫在得知韩朋死后也腐衣投台而亡和两人葬后出现的奇异现象，赋除了予以继承外，还特意揭出“未至三年，宋国灭亡。梁伯父子，配在边疆”的故事结局，强调“行善获福，行恶得殃”的寓义。同时，赋中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韩朋的孝顺钟情、贞夫的聪慧刚烈、宋王的贪色残忍、梁伯的阴险狠毒，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于赋中贞夫书信的情深意切、二人死后由石成木、由木变鸟，最终双双飞还故乡的美好想象，极富感染力。(www.xing528.com)

《燕子赋》在敦煌写卷中有两篇，内容大致相仿。从第二篇开卷所谓“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来看，很可能是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这两篇赋同样用寓言形式写了燕巢被雀所占、两者各不相让乃至争斗、最后由凤凰出来裁决的经过。不同的是第一篇的情节更曲折，它不仅写了雀儿强占燕巢至最后败讼的经过，而且还描写了雀儿仗势殴打燕子、蔙鹩捉拿雀儿、燕雀对簿公堂、雀儿在狱中求珶鹆通关节说情、本典问罪、凤凰判决、鸿相讥等情节，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出“为强凌弱”、贿赂公行的社会现象、欺软怕硬和徇情枉法的世态人情。如写强占燕巢的雀儿见燕子前来评理，“不问好恶，拨拳即差。左推右耸，剜耳掴腮。儿捻拽脚，妇下口”；当雀儿得知燕子要去告状时，又有恃无恐地说：

野鹄是我表丈人，鸠是我家伯，州县长官，瓜萝亲戚。是你下牒言我，共你到头；并火急离我门前，少时终须吃掴！

一副蛮横无理的凶相，气焰嚣张至极。又如写雀儿在占宅打人后，对前来捉拿它的蔙鹩求情行贿；在审讯它的凤凰面前，则百般抵赖，“口舌多端”；入狱后又托珶鹆为它说情，最后因抬出“上柱国勋”的官爵而获释。这些无不入木三分地勾画出地方豪强的丑恶卑劣，反映了当时社会恃强凌弱、有官无法的黑暗现实。

唐代敦煌俗赋的被发现，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再次证明：俗赋是长期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文学形式，只是由于历来的不被重视而大多湮没不闻。1993年3月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出土汉墓中发现的竹简上，就有一篇《神乌赋》，写阳春三月有雌、雄二鸟筑巢林间，受到盗鸟攻击，雌鸟在搏斗中受伤，临死前不让雄鸟为她徇死，而要它另找贤妇、善待幼子。从该墓墓主师饶生活在西汉中后期推断，这类寓言形式的俗赋早在汉代就已产生并流传了。其次是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的相互影响，一直长期存在。如以鸟类寓言作赋，今见最早的是贾谊《巤鸟赋》，稍后为《神乌》，以下又有曹植《鹞雀》、张华《鹪鹩》等，直到敦煌唐代的《燕子赋》，可谓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再如从横向来看，用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作赋，唐代俗赋有《晏子》、《韩朋》等，文人作品也有丘鸿渐《愚公移山》、何频瑜《楂客至斗牛》等赋。这一现象既反映出赋体创作中的雅、俗之分和彼此影响，同时又能寻找唐代传奇小说与辞赋创作的相互关系。从这点出发，晚唐五代律赋创作的多取史事，如蒋防《聚米为山谷》、黄滔《误笔成牛》等赋，也很难说与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