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赋流变与骈赋形成，中国分体学史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赋的流变与骈赋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但在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方面，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活跃、且富于创造精神的时期。

汉末至建安，军阀割据，社会动乱，文人生逢其时，实有幸与不幸。所幸者是文人从上层跌入底层，与社会大众的命运成为一体，其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能突破个人和本阶层的局限，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灾难现实、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所不幸者在于，文人在战乱和权利的争夺中或颠沛流离，或死于非命，一些颇有才华的作家，未能尽展其政治和文学的抱负，如蔡邕、祢衡、杨修之分别死于王允、黄祖和曹操之手。自曹操建都于邺，有意识地招募文人在其麾下，文人虽然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也可以较为安心地从事文学的创作，但曹操的罗织文人，政治的考虑大于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说：“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获得人望固然是曹操的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却是，文人一到邺下，便入曹操彀中，不但言论的自由受到控制，而且不能不成为曹氏的帮闲。“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一类的作品不独见于诗，更见于辞赋。虽然如此，建安诸子毕竟生逢乱世，感慨良多，汉末以来赋的抒情化和小品化在他们手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魏晋之际，因为政治的高压和血腥的杀戮，文人朝不虑夕，动辄得咎。饮酒谈玄，放浪形骸，乃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唯一选择。在此背景下，辞赋的风格，也相应发生变化。一是建安时期的“情兼雅怨”、“梗概多气”，为正始“托喻清远”的风格所取代，二是玄学的好论名理，也影响到辞赋的创作。三是“志存刺讥”之作，时有所见。因为上述原因，辞赋与诗歌的关系较过去更为接近。

晋武帝太康（280—289）年间，西晋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制度正式确立，中国文学逐渐向士族化阶段过渡。相对而言，士族在当时，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既成为士族的标志，也就同时成为士族的特权。而赋的创作，最能体现作者在语言、修辞和知识方面的特长，故两晋时期，作者热衷作赋，赋也因此打上士族文化的烙印。这时的辞赋，偶对益工，辞采愈丽，骈化的倾向，愈益明显。除此之外，晋人的情感，更加敏感和细腻，诗艺、诗境、诗情融入辞赋的程度也就更高。赋的诗化倾向，乃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www.xing528.com)

然而两晋之赋，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时代使然，西晋和东晋的赋作，风格有所不同；又因为出身有士族和庶族的区别，其赋的创作，更各有自己的特点。

南朝的文学，可以说是士族的、宫廷的文学。刘宋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具有过渡期的特点。真正能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陈文学。齐梁陈文学特征的形成，与文学的贵族化、宫廷化很有关系。当此之时，声律之说既兴，“隶事”之风益盛。文人不仅以此相尚，对艺术的各个门类，尤能研磨益精。故其作赋，声韵更为流畅，属对更为工切，用典更为新巧，辞采更为绮丽。以上因素与四六句型相结合，乃产生了成熟的骈赋。

但骈赋的形成，齐梁的士族文化和宫廷文化的影响并非是唯一的原因。人对平衡对称的生理与心理追求，是骈赋产生更根本的动因；汉字的特性，又为文学的追求对称之美提供了必备物质的条件。先秦两汉以来，无论诗歌和文章，句、意的正对和反对，所在多有。东汉后期，作者为文，更多骈词俪句。如张衡《归田赋》中的“游都邑于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尔乃龙泽方吟，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洲沉之鲨(。”已是骈赋的句型。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文辞的对称之美，逐渐有了自觉的思索和实践。《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正是对这一现象所作的理论总结。所以，汉末抒情赋由两晋发展到齐梁，经南朝士族文化和宫廷文化的催化，终于成熟、定型为骈赋，是文学由质转文的必然趋势。

和文学的其他门类一样，北朝赋的复兴，也是在北魏有效地实行汉化以后；而且北朝凡有成就的赋家，也大都是由南入北的士人。这些人物移节蒙羞，屈仕异族，心态较南朝易代而仕的士人更为复杂。颜之推《观我生赋》所云“予一生而三化兮，备荼苦而蓼辛”，很能代表这类士人的处境和心情。如此不同的处境、心情与南方的士族文化相结合，便产生了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