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前154—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好古传书，受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待诏金马门，遂以为郎。建元三年，拜太中大夫给事中。武帝好儒术，东方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故不得用。为人玩世不恭，言词敏捷。诙谐之中，多寓讽谏。事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
东方朔《答客难》借宾客之口，称自己“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因而以俳谐之笔，对当时的用人政策，予以嘲讽：
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盆。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在专制的时代，文人少有轻松的幽默，却不乏冷嘲与热讽。而这样的冷嘲与热讽，又往往借助俳谐滑稽之文表现出来。东方朔《答客难》开了这类赋作的风气，继之者有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崔寔《客讥》、蔡邕《释诲》、《客傲》等。在这类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扬雄的《解嘲》。
《解嘲》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了更深刻的思索。文章先借客人之口嘲笑扬雄说：
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必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横，论者莫当。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枯叶扶疏，独说数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无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www.xing528.com)
扬雄的回答则是，战国之世，群鹿争逸，“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故天下之士，得以“矫翼厉翮，恣意所存”。今天下一统，士无所用于当世，亦无可识其优劣，故“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憧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壑。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其下又云：
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故世乱则有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拿者亡，默默者存；位权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蝘蜒而嘲龟龙，不亦病乎？
《汉书·扬雄传》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者起家至二千石。时扬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这自然是扬雄作此赋最直接的动机。但扬雄还就眼前的现象伸发开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作了更深刻的思索，发出更深刻的感慨。较之只是一般地发发牢骚，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显然更有分量。扬雄又有《逐贫赋》，设为问答之词，把贫穷拟人化，已略含戏剧的因素；满篇冷嘲热讽之词，也算得一篇奇文。唐代韩愈作《送穷文》，显然受其影响。作者在赋中既谈了富而骄奢者的危害，也谈了贫而有节之人的幸福，其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不言而喻。
扬雄后期，追踪圣人，不喜辞赋。他认为赋铺张描绘的内容，淹没了讽谏的主题，如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以讽，武帝读后，反倒“缥缥有凌云之气”。即扬雄自己的《长杨赋》，虽然有崇俭抑奢的目的，但因语调过于委婉，对帝王奢侈生活的描绘又有太多的夸饰，自然会冲淡讽谏的内容，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扬雄正是看到了赋“劝百讽一”的局限，所以在他晚年所作的《法言·吾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以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扬雄对赋“为讽反劝”的批评显然是正确的。但他把赋视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却不免走向了极端。他所说的“诗人之赋”，指的是“诗三百”的“赋比兴”之赋，“词人之赋”则是唐勒、景差、宋玉以及汉人的辞赋。以“诗人之赋”对“词人之赋”作简单化的否定，不仅可见他对散体赋的文体特征和文学地位缺乏认识，也暴露出他的文学观念，远未适应汉代文学出现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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