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特征和起源：古代俳词的发展与变化

二、赋体特征和起源

《文心雕龙·诠赋》在谈到赋的体式特征时，曾明确指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赐名号，与诗画境。……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这就是说，赋体在立名创作之初，体式上已形成了与诗完全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而这两点，在上述宋玉和荀卿赋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所谓“述客主以首引”，就是用设辞问答的方式构篇布局。宋玉《风赋》首设楚王临风相问，次由宋玉出面作答，如此往复三次，完成全篇对风的描述和人感受的对比。荀卿《礼赋》也先由臣描述提问，再让王来发挥猜测，最终揭示谜底。所谓“极声貌以穷文”，表现在形式上，是韵语和散文句的各司其职和相互配合。其中散文句式多用于叙述事由、议论道理，在篇中起引启、转折和归结作用；韵语则用整齐的句式和相协的声韵作铺陈描写、形容渲染，构成赋体铺陈的主体。先秦赋的这种体式特征，相传是屈原所作、其实是出于战国末期无名氏之手的《卜居》、《渔父》等作中，也十分明显。

由于赋体式特殊，历来对它起源的探讨众说纷纭。概括地说，大致有诗源说、辞源说和综合说三种。

认为赋出于《诗经》，最初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汉代班固《两都赋序》，但渊源可追溯到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赋的评论和汉宣帝对辞赋的看法。以后又有晋代挚虞、元代祝尧和明代徐师曾等人的继承和发挥（分见《文章流别论》、《古赋辨体》和《文体明辨》）。这种意见的立论，主要在揭示赋在创作思想上对《诗》的有所传承。

认为赋出于《楚辞》，也由班固在《离骚序》中首先提出，后来又为刘勰、祝尧等人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但此说的着眼点，又偏于揭示赋在创作中对《楚辞》题材和艺术手法的继承。如《文心雕龙·辨骚》说：“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即是典型。

认为赋出《诗》、《辞》及诸子散文，则是由清代学者章学诚、刘师培在《文史通义》和《论文杂记》中提出的。其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章氏的一段话：“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www.xing528.com)

现代学界对赋体起源的探讨出现了一种很有价值的意见，那就是就赋的体式而言，它应该出于古代优人的俳词。所谓优人，是指古代宫中那些专门陪伴帝王、用言辞来为他们排忧解闷的近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叙的优孟、淳于髡等人。由于先秦赋家尤其是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文学侍从地位与优人相近，使他们利用优人的说辞来创立一种新文体成为可能。在《史记·滑稽列传》记录的楚优孟谏庄王爱马、淳于髡用隐语说齐威王及谏齐威王长夜之饮等言语中，最可注意的是谏长夜之饮一段：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鞠，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

如果将这段俳词与宋玉的《风赋》对照，那么很容易发现，两者在立意谋篇上的如出一辙。它完全具备了先秦赋那种设辞问答和韵散结合的基本的体式特征，因此被章太炎称作“纯为赋体”（《国故论衡·辨诗》）。

赋体由古代俳词发展变化而来，显然比以前几种起源说更具说服力。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冯沅君的《古优解》和《汉赋与古优》（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后来任二北在《优语集》（1981年出版）又有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