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桐城派代表作：方苞、姚鼐、刘大櫆等

第四节　讲究义法：方苞、姚鼐、刘大櫆等桐城派古文

桐城古文，既是一个散文流派，又可视为一种特定时代的产物。这是清代盛世出现的一种代表着时代面貌的文学思潮。

清初遗民作家在整个文人群体中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文人在政治的高压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中，接受了清人的统治。清朝在立国之初，对汉人和汉文化，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加之前期出现的盛世，使得文人笔下也有了一些盛世的气象。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桐城派散文，便是文风和世风的综合反映。

桐城散文以安徽桐城人方苞为代表。他历仕康、雍、乾三朝，是文坛公认的“一代正宗”。方苞自称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方苞认为“义法”最精的文章是《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唐宋八大家古文。

方苞“义法”的实质，是以经术为本。他的解释是：“《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对经典文本的“义法”的解说，给人的感觉是“义法”是要求写出人或事件的本质方面，而尽量去掉可有可无的文字。如评《汉书·霍光传》写霍光事武帝，“独著其‘出入殿门下，止进不失尺寸’，而性资风采可想见矣。”写霍光之相昭帝，“独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国之钧、负天下之重者具此矣”。虽有“未尽合者”，而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书〈汉书·霍光传〉后》）。在谈到碑志文的撰写时，说“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与程若韩书》）。可见，“义法”中还包含删繁就简等文章作法。

方苞的散文代表作是《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狱中杂记》是记自己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的经历，文中揭露了胥吏、老监的恶行，但也止于此，对于朝廷和皇上，却是感恩不已，因为方苞对于自己的被释放，引发出的是“圣上好生之德”的认识。“义法”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亦有体现。郭预衡评论此文“杂记胥吏、吏卒、行刑者、主缚者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迹，正当大清盛世，竟图绘了一幅人间地狱。方苞倘非亲历，而只讲‘义法’，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在方苞的全部作品中，此文是最出色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反映现实的文章，也是不多的”（《中国散文史·下》）。

刘大櫆（1693—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曾为黟县教谕。他是方苞的同乡，他将方苞的“义法”与神气、章节、字句的关系进行研究，将方苞的理论具体化并有所深化。他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浩，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论文偶记》）(www.xing528.com)

刘大櫆还将神气与章节、字句联系起来考虑：“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桐城派的文章很讲究音节和字句，与刘大櫆的这种观点有直接关系。

再到后来，乾隆时代的姚鼐在方苞和刘大櫆的基础上，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八大要素，并将文风归结为“阳刚”、“阴柔”两大类，明确提出“义理、考据、辞章”是古文的最高境界。姚鼐（1731—1815），字姬传。轩名惜抱，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做各级考官数年，充《四库》馆纂修官。后乞病归养，主讲多家书院达40年。姚鼐对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关系的解说，影响最大。其《述庵文钞序》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曾国藩对此有一中肯的议论：“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欧阳生文集序》）

桐城派的创始者，都是桐城人。但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的作家并不限于桐城人，这和宋代江西诗派的作者并不都是江西人一样。而且，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派中又衍生出一些有各自特色的流派。如阳湖派和湘乡派便是清代后期的两个桐城“支派”。湘乡派中的曾国藩、吴汝纶，不但散文写得不错，还是政界显要，他们的文章已不纯是文人之文。但他们对古文体式的要求，却有积极的意义。

桐城派古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影响最大的流派。它始于清初，却一直到清末而影响未衰。有一个例子：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作序请的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而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也是以桐城派自居。这都说明，桐城古文的理论和实践，在当时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