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之文：中国分体学史

第三节　抑郁不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之文

清代散文与清代的文化大背景分不开。清代散文从作者及创作倾向的角度可以从易代学人的遗民之文、桐城古文和与明代小品文一脉相承的性灵之文进行把握。

清代初期的散文作者，其文章有易代之际的一些特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这批作者的代表。他们的社会角色是遗民，自我认同是学者。其文章明显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是著名的反清复明学者。明亡后，拒绝出仕清朝，一心著书立说。学术名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其中的传世之作又推《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这是一篇对君主专制进行深刻批判的力作。他的《柳敬亭传》，则是一篇生动传神的叙事文。

《原君》是一篇政论文章，文中表达的是对“公天下”思想的肯定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其“非君”论有明显的针对性：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的《骂先贤》一文，有长于立论和巧于立论的特点：

偶阅徐芳所记钱牧斋言吴郡秦生某同载北舟中，往往骂李卓吾不置。牧斋笑曰：“卓吾非可轻骂之人也。”至京师，生忽生大病，见一人前让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骂我！”生大惧，翌日市楮币羹饭，祭而拜之，以谢愆焉，病始愈。余于是为今之骂象山、阳明者大惧焉。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未始不可，而聊尔人尚不可骂，况象山、阳明之为先贤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夺其魂魄而非楮币羹饭之可谢也。吾尝有言：人即顽冥不灵，必不敢骂关壮缪，以其能祸之也。壮缪之贤不过如象山、阳明，而其异者，壮缪之威灵以香火像设，象山、阳明之威灵以书卷诵读，曾谓书卷诵读不如香火像设乎？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虽然，今之敢骂象山、阳明者，以晦翁为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宾客、猘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尝知也。假使鹅湖之会，朱陆方赋诗问答，去短集长，而朱氏之舟子舆人忽起而哄堂骂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挞而逐之矣。今人于两先生之学不过习德性问学之常谈，其识见无以甚异于舟子舆人也。晦翁有灵，必且挞之冥冥之中，象山、阳明独不能如壮缪乎？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早年是“复社”干将，明末是反清积极分子，明亡后亦无意仕途，带若干书，行万里路。自谓“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与戴耘野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无体国经野之心，不足以登山临水；无济世安民之略，不足以考古证今”。他的学术著作都能体现这一主张。其代表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文集》等。他作文的标准是经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不作应酬文字，是顾炎武文章写作的最大特点。(www.xing528.com)

顾炎武的文章，多有慷慨悲歌之调。其《郡县论》、《生员论》、《与友人论学书》等，都是传世名篇。其《吴同初行状》，是悼念亡友的文章，也是借以抒写抗清情怀的名篇。在《复庵记》中，他表达了对坚持志节的范君的赞赏。顾炎武的《日知录》是学术笔记，但他是一贯反对讲学先生的以语录为文的倾向的。《日知录》成为一部学术名著，与他追求学术的思想性是有关系的。其中的《廉耻》一文，便是脍炙人口之作：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顾炎武讲“行己有耻”，用意很明显，他为一些遗民晚节不保而遗憾。文章流露出的遗民心态是十分明显的。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早年参加抗清活动，复明无望，遂屏迹深山，杜门著述。有《船山遗书》、《船山诗文集》、《姜斋诗话》等行世。王夫之的政论文和史论文很有特色，《读通鉴论》是其代表作。卷十七论“江陵陷，（梁）元帝焚古今图书”，说帝王之灭亡，与读书不读书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又借题发挥，说出了历代帝王大多不是读书人的事实：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可称为遗民作家的还有魏禧等人。魏禧（1624—1681），字叔子，江西宁都人。明亡隐居，著有《魏叔子集》。他和兄弟有“宁都三魏”之称，他的文章写得最好。其传世名篇是《大铁椎传》。大铁椎是一位怀才不遇、勇力过人的一代豪侠，但魏禧著此文借题发挥，寄托明显。其传末论曰：

子房得力士，椎秦始皇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与？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生之才不必为人用与？抑用之自有时与？……

遗民的散文因其情绪的压抑，风格总体是沉郁的。在他们的散文中，艺术形式显然不是关注的重点。这个时期的散文，是我们了解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的心态的最真实的资料。他们的矛盾和彷徨，非常真实地得以表现。凡易代之际的所有文章，都具有共同的特点：面对政治大变局的无所适从，旧的制度的崩溃和新的制度的不适应，旧的文化和信仰面临新朝的挑战等等。清初作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在后来的时代里还不断发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心情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