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散文：理性增多，灵性减少，遗民文学

二、清代散文概观

清代是中国古体散文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文化的角度看，清代的学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清史·文苑传》：“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之外，别树一宗。”但实际上，学术成就高于文学成就，是人们公认的事实。

清代建国前期百余年，是著名的康乾盛世。文章也是盛世之文。但由于满人入主中原是异族统治汉族，清朝政府对汉文化和汉族文人采取的是高度防范的政策，清朝三百余年都是实行文化专制。所以，清朝的文化总体上呈现出衰世的特征。具体而言是学术大盛而文学衰弱。表现在散文上，就是理性增多而灵性减少。这是总的倾向。

清初，文禁尚不严密，文人在写作上有较后期更多的空间。散文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史学家的大量散文，具有遗民文学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等人并不以文人自居，他在《与友人书》引古人言云：“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学人之文。顾炎武对此有一说明：“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又说“文之不可以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是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这一批学者的文章，大多具有重道轻文的特点。黄、顾、王等人的文章，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易代文人的散文。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一个特殊时期的文人的心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唯其如此，其文章风格，也是其他时期的文人难以效仿的。易代之际的学人，还有王猷定、傅山、归庄、周容、钱谦益、吴伟业、李渔、尤侗等。他们的文章，都有一些共同点，即处于新桃换旧符之际的文人普遍具有的抑郁不平之气。

同时的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人的散文，则是文人之文，且有纵横之气，也具有易代的特点。但他们同样不以文人自居。魏禧将文章作者分为四类：“儒者之文沉以缓，才人之文扬以急，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自名。”（《张元择文集序》）魏禧的文章，则近于“质胜其文”。(www.xing528.com)

康熙五十年，以盛世著称，但文网渐渐严密，著名的文字狱戴名世“南山案”就发生在此时。以此为始，清朝的文字狱不绝如缕，到雍正、乾隆时期，愈演愈烈。盛世的现实和政治的高压同时出现于清朝前期，在这一复杂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影响下，文学也有着相应的发展，桐城派散文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桐城派领袖方苞曾被牵连进《南山集》一案，后经人保释免死，并入值南书房服役。方苞“惊怖感动，不知涕泗”，“欲效涓埃之报”（《两朝圣恩恭记》），从此对朝廷的态度大变，他的散文和大量选本都是“阐道翼教”、“助流政教”之作。刘大櫆、姚鼐也是桐城宿将。姚鼐为文主张义理辞章考据兼具，是清代学术思想在文学中的典型反映。此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之时。文学与学术思潮的关系，在此表现明显。

与桐城古文相对，郑燮、袁枚的古文少谈义理。郑燮的散文，多是表现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情绪。袁枚的散文，则谈天说地，喜于议论，但却不高谈义理。袁枚论诗，主张“性灵”，其古文的写作，也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与明代散文和前期散文相比，清代散文中学术的成分加强，这是清代的学术成就也是清代文化特征在文学中的反映，这也是清代散文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