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体散文
“记”体散文在唐代方成为一种样式,韩愈有9篇,柳宗元有33篇,分别涉及亭台堂阁、山水游记、书画、杂记等(韩无山水,柳无书画)。入宋则蔚为大观,不仅数量多(欧阳修45篇,苏轼63篇,陆游56篇,朱熹81篇),题材上涉及的领域广,而且在立意、格局、视角、语言等方面也有所发展创新。
唐人的亭台堂阁记一般以“物”为主,多作客观描写、静态记述,总体以写实胜,典型如韩愈的《燕喜亭记》。宋人则以“人”为主,主体意识增强,动态描述为多。这方面的名篇无不贯注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如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开篇写黄冈以竹代瓦的习俗与选址作竹楼,语言极简洁,继写自己“公退之暇”,在楼中的生活情趣,以及由此生发的随缘自适、游于物外的思想,浓墨重彩,着力渲染;文章重点在人(情趣与心态)而不在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其价值也在于该文传达的登楼“人”临景而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事实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是《岳阳楼记》的灵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写“人”,写人回归自然的情趣。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则写“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在亭轩记中,苏轼的贡献最大。他不仅数量多(26篇),而且打破了前人先叙事、次写景、后议论的“三段论式”格局,叙述、描写、议论穿插运用,变化莫测。如《超然台记》发端于议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从“人”与“物”的关系论起,由物及人,由人及情,由情入理,提出了“游于物之内”与“游于物之外”的两种情形的巨大差别,议论风发,不见有“记”;转而才“叙”到密州后治园葺台,“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以及在“雨雪之朝、风雨之夕”,“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在高台)而食之”的生活情景。篇末点题,其弟名其台曰“超然”,因为作者“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全文以理开篇,以理收束;以理为主,由理入事。虚实相生,收纵自如,最能代表苏文风格。苏轼基本确立了记体散文中此类题材的总格局。
宋人的山水游记在柳宗元的基础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即在内容方面由单纯的自然审美型向兼重议论说理的复合型发展,既增强了理性思辨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记散文的信息涵纳量和社会教化功能。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较有代表性。王记借记游来说理,是文章中的创格。起笔即从释名考证入手,接着记叙与山名有关的慧空禅院、华山洞、仆碑等,再重点记游洞情形,并借以发挥自己治学的见解,其议论颇富启迪性。学无止境,“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困难愈大,而收获愈多,如游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可惜一般人却只乐于浅学,不肯下功夫深入钻研,而真有价值的东西非苦钻不可轻易得到,所以文章又议论:“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从游洞悟出治学的深刻道理,记叙与议论结合得如此巧妙,是这篇游记独具的特色。苏轼的《石钟山记》更像一篇学术考证随笔。作者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研究、考察,终于获得事实真相,从而批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作风,主张凡事均应经过考察、验证,方能下断语。文章结构严密,以驳论前人发端,以记实地考察为主体(记游成为论证的过程),以议论结尾,从而最终完成了一次学术活动。但读来轻快流畅,决非一般学术文字那样枯燥乏味。篇中月夜乘舟一段,一波三折,情景生动,趣味盎然。游记文至此,文人味极浓。而这正与宋代浓郁的人文气氛相适应。(www.xing528.com)
书画记在宋代更加繁荣,也与宋代的文化高涨相一致。韩愈的《画记》、《科斗书后记》代表着唐代书画记的特点:以书画作品为重心,兼及与作品有直接关联的人或事,具有鲜明的记事性和客观性。而宋人则往往借题发挥,纵横议论,灵活自由,贯穿己意,表现出强烈的写意性和抒情性。王禹偁《画记》、欧阳修的书论《御书阁记》、《仁宗御飞白记》是这方面的代表。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更是自成一体,抒情性极强。
书院在宋代发达,印刷术在宋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于是,在记体散文中,宋人新创了学记与藏书记二体。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在此又得到一次证明。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是现存学记较早的一篇,该文以记叙为主。欧阳修的《吉州学记》,以记实为主,出以议论。曾巩《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太平州新学记》、《繁昌县学记》等,写法不出王、欧体式。苏轼《南安军学记》则以议论为主,叙事为辅。苏轼作文,总不甘人后,总有创格。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是藏书记中的名篇。文章先议书籍的巨大社会作用,认为“学必始于观书”,表彰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人之心,末尾才交代作记缘由。文章始终将书与人的关系作为表现中心,境界高远,议论纵横。苏辙的《藏书室记》叙乃父当年“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反复议论读书的重要性,意在劝读。二苏之作,成为藏书记的基本模式。朱熹的《徽州婺源县学藏书记》、《建阳县学藏书记》,陆游的《婺州稽古阁记》、《吴氏书楼记》、《万卷楼记》,叶适《栎斋藏书记》等,均是学记名篇,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本节参考了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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