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探讨论辩艺的中国散文家

三、长于论辩的王安石之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两度为相，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著名的文学家。晚年退居金陵，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有《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

王安石的经历对他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十分重视文章的社会意义，主张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上人书》）他在政治改革上所持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本传）的态度在散文中也有所表现。他的代表性作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均表现出识见高超、议论果决、风格明快的特点。

被梁启超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王安石评传》）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最能体现王安石思想的深刻和文风的犀利。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人才问题。他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的观点，并指出人才不足是因为“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紧接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谓陶冶而成之，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后文便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每一部分均以所谓“某”之之道何也的句式开篇，再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文章层次清楚，各部分联系紧密，读来极有气势。如：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何谓裁之以法？……(www.xing528.com)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这是一篇万言书，但因其逻辑谨严，读来十分畅快，绝无冗长之感。王安石的散文还有文气充沛、语气坚定、善于发惊人之论的特点，从而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如《答司马谏议书》是驳论的代表作，对司马光的指责一一反驳，口吻坚定，充满自信，“笔力简而健”。《读孟尝君传》虽是90字的短篇，却文短意长，句句转折，是一篇精彩的翻案文章。《游褒禅山记》则从游山的经历引发出对学问、人生、事业的思考，议论纵横，哲理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