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论，苏轼之文的成就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一是各体杂文，一是赋体之文。前两种都是散体文。
苏轼文中有大量的政论和史论文章。他一生从政，政治态度鲜明，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放言高论的策文，如《御试制科策》提出“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君轻之说创自孟子，此后嵇康、阮籍、鲍敬言均有抨击君权的言论，柳宗元在《贞符》中说“唐受命不于天，于其民”；苏轼在宋代与前人桴鼓相应，可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苏轼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制之作，但多言之有物，关涉朝政改革。文章明白晓畅，条理清楚，援古证今，善于议论。其中的《教战守策》成为传世名篇。苏轼晚年对这些文字自论云：“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妄论是非，谗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何足为损益。”（《答李端叔书》）这是一个老人在“风雨交加”的晚年看“少作”的心态，而“少作”时的政治态度比较开放。苏轼出言激切，是因为“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神宗）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言路的宽松，使东坡的这类文章颇有“战国”之风。
东坡的史论如《思治论》、《六国论》、《留侯论》、《贾谊论》，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续朋党论》都是为世传诵的名篇。如果说这些文章论证今古，语言明快，气势雄浑，如大江大河之“滔滔汩汩”，那么，他的涉笔成趣的各体杂文，则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后一类散文代表着苏轼文章的最高成就。苏轼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记、序和书信杂文。这些文章的总体风格可以借用他对谢民师的文风的评语：“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大量游记都是杰出的抒情之作。他一生或主动，或被迫行万里路，饱览祖国壮丽河山。他在游记中除了以抒情的笔调写景叙事，还将自己的学识、见解随时阐发，融入哲理和议论。这就使其山水游记将写景叙事抒情说理熔为一炉，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他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清风阁记》，无不因此而脍炙人口。如《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北之堂，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否；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作者喜雨，流露出的是一种深厚的“先忧后乐”的情感。总的情调则是“喜”。因为这种感情是与民众的感情相联系的，所以作者之喜十分感染人。一个普通的亭子，本无可记者，但由于作者的真情实感贯注其间，又融会了深沉的哲理性思考，文章便富有了深意，充满了情趣，洋溢着欢乐。
不过，苏文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要写景叙事抒情说理；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写作时并不受一个既定的程式的束缚。他最反对的就是“程式文字，千人一律”（《答王庠序》），他以随意之笔、平易之语，实现着自己“辞达”的主张。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颇能代表苏文的自由、随意、通脱的风格。这是一篇回忆录，又是一篇画论。作者在整理书画时，看到亡友画竹的遗作，悲从中来，遂写下此文。作为纪念文字，文章开篇并不写亡友的爵里生平。作为文艺评论的画论，文章又不讲画的内容来历。而是开篇便讲文与可曾教他“成竹在胸”的绘画经验，接着发挥这一理论：(www.xing528.com)
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就把画竹的理论推扩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上去。接下来写弟弟苏辙与文同的交往，写文同与自己“失笑喷饭”充满情趣的笔墨往还。文与可的平易坦率，苏轼的机智、风趣，均跃然纸上。最后文章笔锋一转，道出写作缘由与性质：“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余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由“失笑喷饭”到“失声”痛哭，读者此时方知是悼念亡友的文字。一篇回忆文章，写于悲痛之时，却又无沉重的哀伤，通过对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的总结，使其思想意义远远超出一般叙旧忆人的文字，而这又恰好是对一位艺术家的最好的纪念。文章结句特别加以说明：“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余亲厚无间如此也。”写昔日“戏笑之言”，凸出的是最美好的回忆，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旷达的胸怀。文无定法，此之谓欤！
最能体现苏轼行云流水风格的文字，当推他的大量小品。其中，以《记承天寺夜游》最为精彩：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苏轼的许多小品都朴素自然，充满诗情画意，又不乏人生哲理。它们代表着宋代小品文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书信文字多是不带假面，吐露真情之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行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江行唱和集叙》）。《答李端叔书》颇有代表性。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和思想情绪，也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写得既朴素自然，曲折尽意，而又闲暇自得，姿态横生。态度诚恳谦逊，又有鲁迅所说的“悻悻的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答参寥》一信反映了他晚年贬谪儋州，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的随缘自适的心境：
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中，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间，千万为道善爱自重！
这种对人生不幸藐然受之泰然处之的气度，展示出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东坡的亲切与豪放，正与此有关。
苏轼的书信又常常是重要的“文艺书简”、“谈美书简”。《答李端叔书》批判“制科人习气”，《答王庠书》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面”，《答毛滂书》主张行文“闲暇自得”，《答谢民师书》则是一篇充分表现他的文学主张的论文。文中以“行云流水”和“系风捕影”以喻行文之妙，十分生动、形象；用喻、引证和阐述都准确简要。而对“辞达”论的阐释，对“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写作境界的肯定，对雕琢、艰涩之辞的批评，都具有经典性的意义。苏轼的文论大都是在书信、题跋和记叙中提出的。如《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对文艺创作规律（“成竹在胸”）的认识，《书吴道子画后》对“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创作经验的总结等等。这些文章本身很好地实践了作者的文学主张，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上又具有重要的价值。
苏轼散文艺术的主要优点是“辞达”和“通脱”，他促进了散文的文学化、自主性，开出了一条平易坦率、感情真实、个性鲜明、饶有情趣的康庄大道，创造出了以极平淡而自然的语言，抒写出深刻而隽永的情味、极富生命力的散文新境界。苏文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最积极的成果。散文的风采，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中国古典散文的艺术传统，在此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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