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散文卷：文与道俱的艺术见解

一、文与道俱的艺术见解

欧阳修确立了宋代散文的风格，苏轼则登上了宋代古文的高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通判杭州，历知密州、徐州、湖州。因诗得罪，贬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元祐间，累迁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颍州。绍圣初，以文得祸，远贬惠州，儋州。徽宗即位，因大赦内徙，卒于常州。苏轼在政治上经历坎坷，思想上对儒道释三家均有所去取，各有所用。在文学上成就很高，诗、词、文均达到当时最高成就。文有“欧苏”之称，诗有“苏黄”之说，词有“苏辛”之誉。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传世。

唐宋古文运动中“道”的观念，在苏轼这里已基本消解。苏轼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赞美欧阳修“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六一居士集序》），但什么是“道”？他却很少讲。郭绍虞阐释为“三苏论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道者，其所谓道，也是道其所道；非惟不是道学家之所谓道，抑且不是柳穆欧曾诸人之所谓道”。“东坡之所谓‘道’，其性质盖通于艺，较之道学家之所谓道，实更为解脱透达而微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六篇）。怎样求“道”？他却有自己的理解：“道可致而不可求”，何以致？“学以致其道”，“求道”则“过”（《日喻》）。

苏轼对文与道的关系，与韩柳及宋代人有明显不同的看法。他更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韩愈是以文载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欧阳修是文道并重，较之韩愈，文的比例上升，道的比重下降；而苏轼则是文先道后。他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即学文便可以得文中之道，同时兼得行文之道。文学创作不完全是一件载道言志的工作，而可能是一种快乐的劳动过程或精神享受。苏轼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这种感受显然比韩柳对文学的态度轻松多了。文学是一种自己喜爱的艺术活动，不再是思想的附庸。苏轼少有论道之言论，却多有论意论文论“自然”之笔墨。他众多的“文论”中，突出的是“意”和“自然”，这既与古文大家们有一定共识，又进一步有所发展和创新。苏轼重“意”的思想在嘉祐四年（1059）写下的《南行前集叙》已露端倪。文中提出了“不能不为之为工”与“能为之为工”两种不同的境界，前者自然，后者勉强，前者更受苏轼重视。不过，两种境界毕竟都是“工”。随着苏轼文学批评思想的深入发展，他更注重以“意”夺“工”，以“意”驭“工”，重自然天成的“工”，轻人为造作的“工”。苏轼喜欢用“活水”来比喻文学艺术中的自发性、自由性、变化与延续的现象。《文说》对自己的风格的总结就是以水为喻的：

吾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对谢民师文章的评价也代表着苏轼的思想，《答谢民师书》云：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于行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www.xing528.com)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亲念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切出于自然——“不自知”或“不能自已”。技巧在苏轼看来，也无非是为了“达意”。他的“辞达”论，既是对写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对文学技巧最高的评价。有意思的是，这封信本身就是“辞达”的典范，行云流水，表达自如，对艺术的见解和对友人的情谊，款款道出，给人极深的印象。

苏轼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也有所认识，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中，总结了与可画竹的经验，指出“成竹在胸”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成竹”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成竹在胸”首先要经历“求物之妙”，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而一旦胸有成竹，则必须“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这样就“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由此产生美轮美奂的文章。

苏轼散文绝好地证明了他的理论。苏轼学兼百家，文备众体。早在嘉祐二年，欧阳修便为这位22岁的才子的妙文而惊喜：“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书》）后来又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举苏轼应制科状》）。黄庭坚说苏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东坡先生真赞》）。罗大经说苏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东坡文”）。明人王圣俞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苏长公小品·书天庆观壁》王圣俞批语）都看到了苏轼散文行云流水的风格和异乎寻常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