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的艺术风格：平易自然

二、欧文的艺术风格：平易自然

欧阳修的古文成就对古文新文体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记、书、序、论等文体上的成就尤为突出。

欧阳修的记叙文多是优美的抒情散文。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非非堂记》、《岘山亭记》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多是“借景抒情”——通过对客观景物的描写、对世事沧桑的感受来抒发作者内心悲喜哀乐，作品充满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如《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洲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于其间。

滁时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同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文章记叙作者贬到滁州以后在丰山脚下建造丰乐亭的经过，并用赞叹的语调描绘丰山一带清秀可爱的风光和当地人民丰足安乐的生活。开篇用精炼的语句描绘出亭之环境，接着便插入历史兴亡之感，写该地区由乱到治的历史。最后点题，天下太平，国家统一，将带来“丰年之乐”。而“民乐其岁物之丰成”，作为刺史的他“与民共乐”，则是最大的快乐。在说明丰乐亭得名的原因时，也提升了一篇记叙文的主题。文章一波三折，抒情色彩浓厚。

《醉翁亭记》也是欧阳修的杰作之一：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崖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文章开头一句“环滁皆山也”，是极为精炼的描写句，这是欧阳修对“简、易”文风追求的最典型的句子。《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原稿曾用几十字，写滁州四面有山，最后改定为五字。而全篇选用21个“也”字以不断重复的语法结构，取得一种强烈的形式感。在“也”构成的陈述句中，作者描写了滁州山间的四时景色及朝暮变化，群众性的欢乐场面，以及醉于山水之间、醉于众宾喧哗中的苍颜白发的“太守之乐”，抒情意味极浓。文章含蓄委婉地表达了“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归田录·序》）的被贬“醉翁”的旷达自放的情怀。

欧阳修的书信序跋类文章，最能体现他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个性。如《读李翱文》层层转折，引人入胜。文章以读李翱三文的不同感受开篇：(www.xing528.com)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识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隽，亦善喻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这样每读一篇有不同的感受，由否定到肯定到视为不世知己，再正面对李翱其文其人论述，使文章极为曲折委婉、生动活泼，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高司谏书》是一篇著名的书信体政论文。形式上是书信，内容上是政论，是政治宣言书。撇开书与论不管，其曲折有致却是典型的。文章先从与高若讷交往的三个过程谈起，较详细地叙述了自闻高若讷之名及相识14年间的“三疑”，再根据“实迹”——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论事触犯了宰相吕夷简，被贬知饶州。为范上章论救的余靖、尹洙皆坐落职。身居谏职的高若讷却附会吕，独以为范当贬黜——写他不但非君子，还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君子之贼”。语调由平静的回忆转入激愤的谴责。在谴责时仍非破口大骂，而是从容不迫，用事实说话。全文把他对高若讷的印象逐一写出——忽视、轻视、重视、鄙视，这个印象的变化正是高氏形象的变化。最后，高之“全身保妻之臣”的可怜可鄙形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篇激于义愤之作，理直气盛，行文曲折条畅。作者因此被贬夷陵令，但一篇充满正义感的美文却由此不朽。

欧阳修的政论文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情怀和器识人品。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进谏文章，仅在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的一年内的奏疏就达10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政治文献。而最能体现他的胆识和人品的，除了上举《与高司谏书》，还有《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辩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以范仲淹、韩琦为代表的革新派执政，遭到了保守派的污蔑攻击。保守派给范仲淹等加上“朋党”的罪名，攻击他们结成宗派，排斥异己。欧阳修积极支持改革运动，他写下了这篇文章批驳了保守派的无耻谰言。文章针对朝廷有人加在有志改革之士头上的“朋党”之说进行驳斥，“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人君应该搞清楚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分野。小人之朋是“伪朋”，应该禁绝；君子之朋是“真朋”，无可指责，用之“则天下治也”。文章认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而历史上禁绝朋党的帝王，如搞“党锢之禁”的汉桓帝、灵帝（欧文误为献帝），诛戮清流名士的唐哀宗（欧文误为昭宗），都是亡国之君。文章的矛头直指当今天子。他通过列举史实来针砭时弊，痛快淋漓无所顾忌，表现了强项敢言的人格风貌。文章引证史实，层层对比，多用排比，逻辑紧密，概念清楚，棱角分明，语气从容，富于感情，气势恢弘。这一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政论文的风格。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对欧阳修的文风有一经典性的概括：“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这是说欧文既平易自然，又委婉曲折。即使在他的史传文学名著《五代史记》中，也洋溢着这种独特的风神。

欧阳修学兼经史，文备众体，短章大论，施无不可。他的明确的古文理论，突出的古文实绩，对新文体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古文作家群的成功培养则更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使他成为宋代古文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