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散体文的介绍

第一节　宋辽金元散体文概观

复古宗经的主张，从唐至宋初不绝如缕。晚唐陆龟蒙称：“自小读六经、孟轲、扬雄之书，颇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规矩，无出于此。”（《唐甫里先生文集》卷18《复友生论文书》）宋初柳开，在《应责》一文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又指出：“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柳开的理论不坏，但作品却有“涩苦”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河东集》提要云：“宋朝变偶丽为古文实自开始，惟体近艰涩，是其所短耳。”认识到古文并不是一定要写得辞涩言苦，但写出来又言而无文，让人难以诵读，这个矛盾表明古文写作并不是读读“古文”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地的，也说明古文运动的先行者不免于偏的特点。

偏或奇成了反骈的古文家的通病，“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至“余风未殄，新弊复作”。苏轼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指出的宋初古文作者的弊病也是唐代某些古文家的毛病。宋天圣七年（1029），仁宗下诏申戒浮文，提倡散体，四年后又重申前诏。古文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古文质量却难迅速提高。宋祁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史籍例用散体，宋祁本是骈文高手，在撰史时，写散体又走向另一极端，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以致辞涩言苦，深奥难读。欧阳修用“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写在宋祁门上表示自己的不满（通俗的文字是“夜梦不祥，书门大吉”）。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是多么的不易。新型散文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韩柳欧苏相继为这一文体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典散文在宋代最后定型。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有其六。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宋代其余五大家，均是他的弟子门人。而三苏父子又占宋代大家的半壁江山，如此家庭，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唐宋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重镇是无可置疑的。但八大家对古文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从唐到宋，散文的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由“奇”向“常”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古文的正统地位才得以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柳开、王禹偁在复兴古文、对古文重新定义时，已出现了与唐代古文家不同的认识，如对“六经”，韩愈看到的是这些散体的经典著作的独创性，师法古人并不是仅仅学习古人的文章作法，而是要学习古人的独创精神。“务去陈言”、“词必己出”便是这一思想的外现。因而，韩愈的思想中充溢着正统的观念，而他的文学风格却不乏离经叛道之处。韩文的奇崛由此而生。柳、王看“六经”，看到的却是“常”——一种简约而恒久的文体，可以因时应机而变却又恒久“常”新的精神。柳开说：“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王禹偁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即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近世为古文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踏袭前人一言一句。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与六经共尽。此盖吏部诲人不倦，进二子以劝学者。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唯师是尔。”（《答张扶书》）

欧阳修也从“六经”历久不衰的事实（永久性）中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原则，这就是“常”。而“六经”其道易知可法，其言易明可行，这就是形式的“易”。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观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五道之本……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www.xing528.com)

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权力对生涩怪僻的太学体的打击，正是基于他对“常”而“易”的理想古文的追求。欧阳修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韩愈的散文的。《神宗旧史·欧阳修传》说他十五六岁时，“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欧读韩文时，“西昆体”正甚嚣尘上，他是以韩文为楷模来反对骈俪之风的。但他并不全盘接受韩愈的理论，也不同意宋初石介等以理学为目标而忽视文学的复古主张。欧阳修尊韩学韩，继承其古文传统，而不泥于韩愈的道统。他从“六经”中看到了“常”，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翊第二书》）他认为文学应为现实政治服务，指出“弃百事不关于心”的人写不出好文章（《答吴充秀才书》），反对理学家“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大讲道统的危言高论。他坚持文道并重，既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重视艺术表现的不可替代性：“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欧阳修比韩愈更明显地突出文的独立性。文学不再是道统的附庸，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始于欧阳修。

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相较，在内容与风格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内容上，多论道与论政之作。论道之文，又多涉及文论。论政之作，则以论兵居多。这种现象与宋代的社会政治背景紧密相关：宋代学术发达，文学理论自然比前代发达；宋代版图不全，外患常在。散文的内容特点，正是时代决定的。在艺术风格上，宋文一是多议论，二是平易自然。多议论，可以说是整个宋代文学的特点，诗亦喜议论。文章多议论，又是内容所决定。平易自然的风格，是从唐到宋的诗文革新的成果。宋文风格的最终形成，确立了古典散文的韵味。

辽代国祚不长，文学缺少积淀，散文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学在辽代的影响。苏轼的诗文在辽代受到普遍的欢迎。苏辙的《使辽诗·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描写了其兄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谁将家集过幽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

金代立国时间也不长，但文学成就高于辽代，主要成就在戏曲（院本杂剧）和讲唱文学（诸宫调）。散文方面，成就突出的是后期作家元好问。

元好问的散文继承了欧阳修、曾巩的风格，纡徐委备，一唱三叹。不仅如此，他将感时伤世之情融入各种题材，使得他的散文在委婉之中不乏深沉。元代文人师法唐宋，姚燧、虞集等人是较优秀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代表着元代散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