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卷：晚唐末世的光彩

第四节　晚唐杂文：末世的光彩

唐代古文运动在韩柳的时代达到高峰。这种散体单行、精粹凝炼、富有表现力的文体是中国散文成熟的标志。它既不同于文史不分、文学特征不充分的先秦、两汉的诸子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更有别于六朝时期的内容空洞、情感浮泛、程式僵化的骈俪之文。唐代古文作为一种新文体，它的优点是十分突出的。如语言生动优美，读来琅琅上口，丰富的表现功能，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行文技巧上的讲究等，都对中国散文乃至文章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唐代古文尽管达到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但它深远的影响却并不是从此以后就日渐其盛，相反，唐代古文就在唐末便跌下了低谷。

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古文家曾使古文“回光返照”，他们的一些小品文独放异采，被鲁迅称之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小品文的危机》）。

这种“光彩和锋芒”的具体表现，主要是这一时期作家中的批判社会的部分作品。《旧唐书.黄巢传》载当时政治风云和文坛形势云：“小人谗胜，君子道消，贤豪意愤，退之草泽，致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之辞也。”这里透出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文章之士所写的多是“指目朝政之弊”，即批判性的作品；二是作者的地位，“士不逞者”——失意的知识分子。晚唐有名的散文作者，大多属于这一个范围。如皮日休、孙樵、刘蜕、罗隐等，无不如是。

刘蜕（821～？），字复愚，号文泉子，长沙人。大中四年（850）进士，累迁左拾遗、中书舍人。后被贬华阴令，官终商州刺史。著有《文泉子》10卷，已佚。仅有《刘蜕集》一卷传世。他是一个多年沉沦下潦的穷愁之士。其《投知己书》道出的是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深感慨：

蜕生二十余年，已过当时之盛，栖迟困辱者，未遇当时之人。书成而尝乐乎其时，出车满于道路。而才高于蜕，忌蜕侵己；才下于蜕，畏蜕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终其朝；欲振之者，又自无其力。

其《上礼部裴侍郎书》写自己的穷愁之苦，亦颇凄苦：

今者欲三十岁矣，所望不过抱关输力、求粟养亲而已。何者？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岁之中，独留一月在长安。王侯听尊，媒妁声深，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呜呼，蜕也才不良、命甚奇，时来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将三十年矣。

这样的文字就是典型的不平之气的产物。

与刘蜕文风相似的孙樵（生卒不详），字可之，关东人，大中九年（855）进士。入世之前，有“十年屡穷”的经历，也有“学道守拙”的素志。其《序陈生举进士》一文说：“君子学道以循禄，端己以售道。”《逐痁鬼文》说：“学勤而吾道益穷，业修而知己日消。”他有用世之志，敢于直言极谏。文章成就主要在史笔，代表作是《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连事》等。《读开元杂报》则一篇立意新颖的散文：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庭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效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址，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为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戎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所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警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乎？安有廷奏争事耶？”

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事，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正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文章立意之新，在虚虚实实之间。开篇似纪实，通过一系列的“事实”，说朝廷和皇帝的政绩，后来一转，这一切原是开元之事，而并非当代皇帝和本朝事。这一转变，对比出的是本朝的缺失。

鲁迅称赞的晚唐小品文作家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都是穷愁之士。“抗争和激愤之谈”是其主要倾向。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自号鹿门子、醉吟先生等。湖北襄阳人，早年隐居襄阳鹿门山。咸通八年（867）进士，官至太常博士。后黄巢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黄巢败，皮日休不知所终。皮日休反对佛老，尊崇韩愈，但为文主张与韩愈不同，不提倡“明道”而讲究“穷理”：“文贵穷理，理贵原情。”（《文薮序》）其“穷理”不是空谈心性，而是有所讽谕：“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他继承的是白居易“为事”、“为时”而作的讽谕传统。其代表性作品是《九讽》、《十原》、《鹿门隐书》等。《十原》之《原谤》云：

天之利于民，其仁至矣，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己不俭而贫及之，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况于君乎？况于鬼神乎？是其怨訾恨蓰倍于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国者，可不慎欤？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殊不知尧慈被天下，而不在于子；舜孝及万世，乃不在于父。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

皮日休说的是民性本恶，对于行王道的君王尚多挑剔怨恨，对于不行王道的君王就可想而知了。其本意很明显，对于在位的君王提出警告，不行尧舜之道，小心民众的不满情绪爆发，到时被“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就是罪有应得了。

《鹿门隐书》中的一篇忧愤之作谈的仍是社会问题：

民之性多暴，圣人导之以其仁；民性多逆，圣人导之以其义；民性多纵，圣人导之以其礼；民性多愚，圣人导之以其智；民性多妄，圣人导之以其信。若然者，圣人导之于天下，贤人导之于国，众人导之于家。后之人反导为取，反取为夺，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国以义，得国而不义矣；取名位以礼，得名位而不礼矣；取权势以智，得权势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尧、舜导而得矣，非取也，得之以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谓自巨君、孟德已后，行仁义礼智信者，皆夺而得者也。悲乎！

文章运用对比和排比的结构，说明尧舜得仁义礼智信，是通过“导”而完成；后人行仁义礼智信者，皆“反导为取，反取为夺”，是世风日下的表现。他批判的是当代政治和道德的沦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陆龟蒙（？—881？），字鲁望，苏州人，居甫里，号甫里先生，又号江湖散人。著有《笠泽丛书》，宋人辑有《甫里先生文集》。自撰的《甫里先生传》就是一篇妙文：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人见其耕于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就中乐《春秋》，抉摘微旨。见文中子王仲淹所为书：“三传作而《春秋》散”，深以为然。……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虽幽忧疾病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点窜涂抹者，纸札相压……先生之居，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斗升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性不喜与俗人交，虽诣门不利见也。不置车马，不务庆吊。……先生性狷急，遇事发作，辄不含忍，寻复悔之，屡改不能矣。(www.xing528.com)

从文中，已能感知其隐者心境。而陆龟蒙的小品文多讽谕之作，表现的是用世之心。代表作有《送小鸡山樵人序》、《记稻鼠》、《蠹记》、《冶家子言》、《招野龙对》、《野庙碑》等。如《送小鸡山樵人序》中的一段文字：

及笑曰：吾年余八十矣，元和中尝从吏部游京师，人言国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当时江南之赋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赋数倍于前，不足之声闻于天下，得非专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诸孙亦有丁壮者，自盗兴以来，百役皆在，亡无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见儿孙寒馁之色。虽尽售小鸡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况一二买名为偷乎？今子一炀灶不给而责吾之深，吾将欲移其责于天下之守，则吾死不恨矣。

文中内容是樵人顾及对陆龟蒙责其“老而欺”的回答。说的是天灾人祸的责任在于“天下之守”，一介樵夫并无责任。所以作者最后感叹：“余叹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当发于余。”《四库总目提要》对陆龟蒙和皮日休的文章有一评价：“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长也。”

罗隐（833—9909），字昭谏，余杭新城（今浙江桐庐）人。本名横。《旧五代史·梁书》说他：“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他在《投铁盐裴中郎启》说：“濩落单门，蹉跎薄命，路穷鬼谒，天夺人谋。营生则饱少于饥，求仕则落多于上。”他急切仕进，干谒之作甚多。仕进并非仅为功名，志在行道是其目标。其《君子之位》有云：

禄于道，任于位，权也；食于智，爵于用，职也。……先生所以张轩冕之位者，行其道耳，不以为贵。大舜不得位，则历山一耕夫耳，不闻一耕夫能剪四凶而进八元。吕望不得位，则棘津一穷叟耳，不闻一穷叟能取独夫而王周业。

罗隐的代表作是《谗书》。其自序云：“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诮予以谗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鲁迅称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部小品文内容涉及面甚广，其中的历史短评最有价值。如《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

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饥寒；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饥寒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

文章针对的是唐末乱世中的“英雄之言”——“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中心论点是大家熟知的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观点的推衍。他认为，如真是以“救彼涂炭”为己任，就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否则，就只能是“无退让之心，无贞廉之节”的表现，其真实动机，无非是满足个人私欲而已。作者针对现实，有感而发，感慨深沉。

《谗书》中的《越妇言》，也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

买臣之贵也，不忍其去妻，筑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用心也。

一旦，去妻言于买臣之近侍曰：“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年饥寒勤苦时节，见翁子之志，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而吾不幸离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达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锦以画之，斯亦极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使之然耶？岂急于富贵，未假度者耶？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闭气而死。

朱买臣出妻是一则著名的历史故事。班固在《汉书·朱买臣传》中，对朱买臣妻不能安于贫困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也对朱买臣发迹之后的富贵荣华作大肆渲染。罗隐在文中，对这一古老的故事进行新的解说。通过买臣前妻这一个屈辱者之所见所感，对富贵骄人的官僚阶层进行了无情的嘲讽：那些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大夫们，当他们不得志的时候，口口声声不离“匡国致君”、“安民济物”，一旦通达，早把当年标榜的宏大抱负忘得干干净净。

散文在唐末的小品文作家手中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毕竟大势已去，散文已成颓势，骈文重新抬头，“四六文”崛起，来势汹汹，以致一百余年后的宋初，人们甚至并不知道有过一位伟大的散文家姓韩名愈，自然，他的文集湮没无闻，他的文章无人知晓，要不是欧阳修，韩愈的影响几乎就要等于零。

对于唐代古文运动的衰落，可以从文学的外部和内部上去思考。本质上，古文运动是复兴儒学的文化运动；变骈为散只是其外部形式。复兴儒学为的是整顿封建纲纪，巩固统治。它的产生至少有着文人对现政权和现存秩序的较为乐观的期待，即“可以救药”。贞元、元和年间，社会相对稳定。古文家们复兴儒学着重的是恢复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具体批判则落实到对藩镇、宦官（破坏君君臣臣关系）和僧尼、道姑（破坏父父子子关系）身上。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古文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藩镇、宦官的势力有增无减；朝野佞佛，宪宗把佛骨迎进了大内，韩愈进谏差点送命。而韩愈死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藩镇割据日甚，宦官专权愈烈，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厦将倾，文有何用？古文运动失去了原有的目标，“道”之不存，文将何载？运动自然消失。从文学的方面看，古文作为一种新文体，还没有成为散文领域中的主要样式。骈文在公文中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再加上古文家们尚奇出新的追求，使某些古文在文字游戏方面比之骈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读那些怪僻晦涩的古文，还不如读那些虽熟滥却华丽的骈文。某些骈文毕竟是美文。古文写作的走向反面，在导致自身失败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体会骈文的优长。从文学的大环境看，晚唐五代文学的总特点是感性色彩鲜明，感伤成分浓厚，新的审美风尚出现，软性的文学倾向抬头。词的诞生就是证明。重道的古文的消沉意味着文学的理性化的褪色，骈文的抬头正是与这一时期的文学总趋势相吻合的。

［思考题］

1.唐代古文运动是怎样产生的？谈谈你对古文运动实质的认识。

2.韩愈对古文运动有何贡献？他的散文创作有怎样的成就？

3.柳宗元散文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4.晚唐小品文有何时代特征？其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