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寓言文：中国散文巅峰

四、寓言之文

寓言在先秦散文中主要是说理的辅助手段，佛教的譬喻故事也同样如此。唐人的寓言开始出现文体独立倾向。古文家中，不少人尝试这种写作。李华的《材之大小》通过攀巢之雏受宠于贵女，负轭之牛病仆于郊野的对比，抨击“材大为累”的不合理现状。姚崇的《冰壶诫》以冰壶的“玉本无瑕，冰亦至洁，圆方相映，表里皆澈”，来“喻彼贞廉，能守其节”，并指斥当官在上者的贪婪自私。元结的《恶圆》，从以圆转之器以悦婴儿这个生活现象，引申出对“圆以应物，圆以趋时，非圆不预，非圆不为”的乡愿作风的批判。这些文章都是借寓言立譬取喻，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关切和批判态度。

柳宗元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思想深刻、概括性强、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文体特征鲜明的寓言文。由先秦以来的寓言文，便在柳宗元笔下成为一种独立的散文文体。这些寓言文又多以动物为题材，且富于哲理。如《黔之驴》通过一个缺少自知之明的驴子被老虎吃掉的故事，揭示了力量大、小，强、弱之间依本质的不同而互相转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讽世的作用。由于文章的高度概括性和所指示的规律性以及典型性，使“黔之驴”形象鲜明地成为一个具有普遍哲理的艺术“符号”。《姾蝂传》中的小虫姾蝂，也是柳宗元创造的一个“贪婪、愚顽”的形象：

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执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而死。(www.xing528.com)

姾蝂的愚行与“今世之嗜取者”的丑行何其相似！柳宗元通过对比，对敛财上爬的政客官僚进行了嘲讽和批判。

《临江之麋》和《永某氏之鼠》，加上《黔之驴》，是著名的《三戒》。三个寓言中的动物都是悲剧性的形象。临江之麋因为猎人的训练而与家犬为友，而当它到达猎人的影响力之外的世界时，立刻被“外犬”“杀食之”，而“麋至死不悟”。麋之死让人同情。《永某氏之鼠》写某氏迷信而纵容鼠患，群鼠肆无忌惮；而新主人则毫不客气地灭鼠。鼠之死让人解气。《三戒》中蕴含的意味是相当丰富的。前二者“戒”的是：不明或不知推己之本的人迟早要落到可悲的下场；但麋与鼠的悲剧又是因为主人的偏爱蒙蔽造成的，是主人改变了它们的天性。黔之驴的悲剧则是自然力竞争的必然结果。

柳宗元的寓言文在结构上采取“卒章明志”的方法，使其讽世批判的意图明白无误地得以表达。这显然与作者的“明道”的文学观是一致的。柳宗元的寓言小品，篇篇均创造出鲜明的形象，在文学散文中流传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