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辅时之中国分体学

一、古文内涵：辅时及物

唐代另一位古文运动的大家柳宗元对古文的认识也颇具卓见。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县）人。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十四年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后调蓝田县尉，拜监察御史。参与王叔文革新运动，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柳州。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文学贡献与韩愈齐名，世称韩柳。有《柳河东集》45卷，《外集》2卷。

柳宗元年轻时以写骈文著名，门下求教者有时一天多达几十人。他自述“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是仕途上的挫折改变了他的文学观念：“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柳贬谪在外，远离官场，也远离了官样文章，他可以远距离地观察审视骈文的利弊，从而看清了问题的实质。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使他抛弃骈文而致力于古文的写作，批判骈文的《乞巧文》便是这一反省的结果。(www.xing528.com)

柳宗元也赞成“文以明道”，其道的内涵是“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即辅助时政，惠及民众，较之韩愈的主张更贴近现实生活。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改革方面，柳宗元的意见与韩愈基本相同。如“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复杜温夫书》）的主张，与韩愈“文从字顺”、“与事相侔”的主张就很相近。对作文时写作态度的议论、对散文特殊规律的探讨等方面，柳宗元更有独到之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就此有专门的论述：“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柳宗元首先讲的是写作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调整写作状态，为的是“气盛”。而在表达时的“抑之”、“扬之”、“疏之”、“廉之”、“激而发之”、“固而存之”则是为了“言宜”，为了写出最漂亮的文章。

柳宗元对“艺术”的古文有敏锐的感受，这反映在他对韩愈《毛颖传》的评价中。韩愈此文问世后，毁多于誉，原因是许多守旧的人对这部史传体式的寓言的独创性难以接受。柳宗元在永州读到了《毛颖传》，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说“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指出了《毛颖传》的艺术感染力源于其特殊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文中，柳宗元还肯定俳“有益于世”，强调文学的娱乐性是其特性之一。柳宗元强调“文以明道”，同时又认为古文有审美愉悦的作用。永州时《与李翰林建书》自述贬谪时的心境云：“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他的山水游记正是对这一文学观点的实践。因此，他对《毛颖传》的非学究气十分欣赏。另外，他还从艺术趣味的多样性上来肯定《毛颖传》的价值，认为应“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不能以一己之好恶来否定不同风格、不同手法的作品存在的合理性。不仅如此，柳宗元还从讽刺寄托的角度来阐释韩愈的创作意图，认为这是一篇有所寄托的有益于世的佳作，这些评价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