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之文：重乎气质，刚健清新

二、北朝之文：重乎气质，刚健清新

北朝之文厚重朴质，理胜其词，风格异于南朝之文。其主要代表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郦道元（？—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州）人。北魏宣武帝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为政严酷，令人畏惧。后历任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雍州刺史萧宝夤反，道元被派任关右大使，赴任途中，被萧宝夤害死。

郦道元为人好学，博览群书。遍历北方，留心观察水道等地理现象，撰《水经注》一书，为后世留下一部富于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水经》三卷，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载全国河流水道的地理书。旧说为汉代桑钦或晋代郭璞作，但据清代学者考证，当为三国时人所作，作者姓名不可考。原书极简略，郦道元广采博引汉魏以来历史文献，并据亲身经历为之作注，合成40卷，即为《水经注》。此书详尽描述各地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及有关神话传说，别开生面，文笔优美。特别是能抓住山水特点，写得姿态各异，曲尽其妙。例如书中《江水注》所载历代传诵的名篇《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本文描写长江三峡的山形水势，勾画峡中四时景色的变化，艺术地再现了峡中山水的自然美，给读者以美的艺术感受，从而唤起对祖国壮丽山川的热爱之情。文章构思精巧，意境优美，描写绘声绘色，富于诗意。作者以清新俊逸、极富表现力的短语，描绘景物，渲染气氛，写出了山水的神韵。一扫六朝堆砌辞藻、滥用典故的绮靡文风，给文坛送来了一股刚健清新的气息。类似的佳作，在《水经注》中不乏其例。

杨衒之（生平不详），据《洛阳伽蓝记》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其于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该书自序说他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游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感慨系之，“恐后世无传”，故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此书虽以洛阳佛寺为题，实则述史事，写人物，记风俗，传轶闻，在佛寺园林盛衰兴废的记叙中，揭露北魏“王公相竞侵渔百姓”的罪恶，寓有讥评之意。可谓亦文亦史，为北朝著名著作之一。如卷三“城南”首记景明寺，述其由来、所在和营建规模，盛赞建筑的华美及佛寺盛会的热闹景象，同时兼记国子祭酒邢子才的生平。且看其笔下的“景明寺”：

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

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绿水。碾硙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

文章叙述宛转有致，文笔浓丽秀逸，烦而不厌，历历如绘。又如卷四“城西”所记《大觉寺》有云：(www.xing528.com)

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神皋显敞，实为胜地。是以温子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环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飞阁，比之“景明”。至于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名德大僧，寂以遣烦。

不难看出，其文颇有骈化倾向。这说明北人文章虽自具特色，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南人文风的影响。

另有由南入北的作家王褒、庾信、颜之推等，活跃于北朝文坛。就散体文而言，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颜之推和他的《颜氏家训》。颜之推（531—590？），字介，北齐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初仕梁为散骑侍郎，西魏军破江陵后，被俘，不愿出仕敌国，率眷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周灭北齐，他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取代周后，他在隋文帝开皇中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病逝。之推幼承家学，博览群书。不好老、庄虚谈，攻习儒学。为人聪颖机悟，博闻多识，有才辩，善应对，工尺牍。史称其“词情典丽”。一生著述甚丰，多已散佚，今存者主要有《颜氏家训》。此书旨在训诫子孙，故名“家训”。全书分7卷20篇，内容多经世济事之谈，涉及范围颇广，并不限于教训子孙。除论及个人在立身、治家、处世等方面所应遵循的规范外，对当时政治、社会思潮等亦多评论，大体以儒家思想为依归。《颜氏家训》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著作，在散文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如卷四所载《涉务》篇：

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用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锄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童仆为之，未尝目视起一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亦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所谓“涉务”，意即专心致力于某事。作者主张为人应有“应世经务”之才，注意务本。认为掌握一技之长并忠于职守，才能有利于国家，也才能自立于社会，成为于国于民于己皆有用的人。作者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尖锐批判梁朝士大夫养尊处优、脱离实际的作风，对当时重视士族门第，崇尚空谈、迂诞浮华的不良世风予以有力抨击。作为“家训”，作者从自身饱经沧桑、浮沉宦海的人生经验出发，征引大量史实，夹叙夹议，层层深入，有较强的说服力。文章语言质朴平易，风格刚健清新，情辞恳切，娓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