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之文：清俊、通畅、华丽、壮丽

一、曹氏父子之文：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末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为宦官，父曹嵩为曹腾养子，官至太尉。曹操20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黄巾起义时，拜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升为济南相，后辞官归乡里。董卓乱时，随袁绍讨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于许昌，拜司空，封武平侯。建安五年（200）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拜丞相。南征荆州，败于赤壁，形成三国鼎立形势。建安二十五年（220）病逝于洛阳。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曹操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中，写下了不少诗文。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形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曹操的散文很有特色，突破了旧的传统，富于创新精神。其文多为短篇，不骈不散，自由随便，任意挥洒，意到笔随，有真率之心，无虚假之情。其自叙身世、自我表白之文，皆真情实话，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非虚语。《遗令》中甚至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使女如何处置等问题，也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言，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这里且看他于建安十五年（210）春下的一道《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文中明确提出“唯才是举”，这和他后来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提出，哪怕“不仁不孝”者，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举用，“无有所遗”的主张，精神一致。这不仅表现了曹操求贤若渴、广纳人才的迫切心情，而且打破了东汉以来专用世家豪族的察举制度，一反旧观念、旧传统，具有革新精神。文章写得豪爽、坦率、自然、通脱，不同于一般的诏令。由于他曾明白指令改革文章：“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文心雕龙·章表》）。表章如此，其他各体文章也不能不深受影响。曹操身体力行，为文往往别开生面。如其所作《祀故太尉桥玄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制薄奠，公其尚飨！

这是曹操于建安七年（202）为祭祀桥玄而写的一篇祭文。文章信口而谈，任情叙写，打破了常规旧式，可谓前所未有，别具一格。文中追述死者生前的“戏笑之言”，实抒作者的沉痛之情；惟其真率，故极感人。曹操之文不同凡响，由此可见一斑。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丕（187—226），字子桓，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五年（220）代汉称帝，谥为魏文帝。他不仅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建安文学的繁荣有组织、倡导之功，而且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理论建树，所作《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是我国较早的文学批评重要著作，也是曹丕散文的代表作。这里仅以《典论·论文》为例。此文开篇即批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陋习，接着评论孔融等“七子”的创作和著述，以及不同文体的特点，最后写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www.xing528.com)

作者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强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及其特殊的价值，见解独到，论述精辟。此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专篇论文的开始，内容涉及作家论、文体论和风格论，虽然仅仅是略引数端，但像这样的专门文论，在散文领域中前所未有，对于后代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他“生乎乱，长乎军”，一生热烈追求建功立业，颇有雄心壮志。他才思敏捷，“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很受曹操钟爱，曾打算立他为太子。但因其“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再加上曹丕的暗中活动，终于失去曹操的欢心。后来曹丕称帝，对他忌妒、迫害。曹丕死后，其子曹叡继位，他仍被猜忌。虽身为藩王，但屡遭压迫，最终郁郁而死。曹植为“建安之杰”，是当时文坛领袖之一。其为文意气慷慨，恣肆富艳。如著名的《与杨德祖书》：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这是曹植写给其“羽翼”之一的杨修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和政治抱负。他赞成比较客观地对待文学批评，这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见解基本一致。但曹植所谓“辞赋小道”之论，却与曹丕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点相左。因为曹植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志在政治却不甚得意，而其文章又已经做得不错，故敢于视文章为无用之小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这大概是曹植的“违心之论”。文章写得靡丽，气豪辞壮，文采缤纷，乃是曹植之文的主要特点。本文及曹植的其他名篇，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都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