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散文卷中的经学复古与刘向、刘歆父子、扬雄的作品

四、复古之文

到两汉之际，成、哀之时，政治危机日深，学风及文风均有变化。以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为代表的作家，倡导经学复古，文章复古，不仅有新颖的见解和大胆的言论，而且文章也写得不同寻常。刘向的《战国策序》、《谏营昌陵疏》，扬雄的《解难》和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点。其中，以扬雄、刘歆之文最具代表性。

扬雄（前53—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成帝时为郎，给事黄门。王莽时任大中大夫，校书天禄阁。为人好学恬淡，不慕势利，好古而乐道。曾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等。有人责难《太玄》过于艰深玄奥，于是扬雄作《解难》：

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

扬子曰：“俞。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途，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独不见乎翠虬绛螭之将登乎天，必耸身于苍梧之渊？不阶浮云、翼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胶葛、腾九闳。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人亡，则匠石辍金而不敢妄斫。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www.xing528.com)

这是一篇虚设问难而加以辩解的“设论”之文。文章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设“客”问难而自作解答。文章指出，其作高深玄妙，不为众人所好，并非他“好为艰难”，而是“势不得已”，并且还是“贵知我者希”的一种表现。就“曲高和寡”的意旨而言，本文似与战国末宋玉《对楚王问》和汉初东方朔《答客难》一脉相承，但其不求世人理解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这大概与扬雄所处的时代充满险恶，而其本人又清静寡欲、不汲汲于富贵颇有关系。

刘歆（前53？—23），字子骏，刘向少子。西汉成帝时为黄门郎，河平中（前28—前25），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向死后，他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对中国目录学的建立有重大贡献。刘歆博闻强识，好古通今，推崇古文经学，主张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到当时今文经学派博士的强烈反对，为诸儒所怨恨。刘歆因而作《移让太常博士书》，阐明自己的主张，痛斥诸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昭，失圣意”。文中指责道：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这是汉代第一篇反“今学”、复“古学”的文章，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畅所欲言，理直气壮。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称之为“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