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学史：董仲舒的尊儒之文

三、尊儒之文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章相应发生变化，风格也与前迥然不同。主要代表作家为一代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属河北枣强）人。他倡导今文经学，专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为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二王皆骄恣，他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诤，教令国中，所居而治。终身以修学著书为务，当时学士都尊之为师。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被武帝采纳，于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精神支柱，并为传统儒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董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一起，以所谓“三纲”、“五常”为“道”，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对后世影响甚大。

董仲舒的尊儒之文变纵横驰骋为书生风度，引经据典，坐而论道，具有典雅醇正、含蓄委婉的特点。其今存著作有《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举贤良对策》凡3篇，这里举第三篇之末段为例：(www.xing528.com)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角，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其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本篇乃就前两篇所论“天人相与”的观点，继续加以发挥，使之更加条理化。然而其末段所论却越出“册问”所涉及的内容，论及不夺民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实现所谓“大一统”，即集中统一的极权专政。这是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并且投合皇帝的意图的。董仲舒的献策果为汉武帝所采纳，证明其切合时宜。文章贯古通今，娓娓而谈，逻辑严密，说理明畅，实际上是继承和发扬了以《论语》、《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