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鸿文：疏直激切的中国分体学

一、“西汉鸿文”

西汉初期的议论散文以贾谊、晁错的论著为主要代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战国诸子文章的优良传统，“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人。18岁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文帝时，由郡守吴公荐为博士，后升任太中大夫，曾一度受文帝器重。他对时政多所建议，提出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政权，但遭到当时朝廷重臣如周勃、灌婴等人的反对。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其未能尽职，经常哭泣；加上受权贵嫉妒和排挤，胸有抱负不得施展，竟抑郁而死，终年33岁。

贾谊的代表作有《治安策》（一作《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和《过秦论》。《治安策》是一篇针对汉初现实政治的缺失，旨在“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奏疏。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指陈利弊，论证古今，总结历史经验，气势宏大，热情直率。所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并非故作慷慨激昂，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对汉朝政权的衷心拥护和热爱，发自肺腑的献计献策，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突出的个性特点。《论积贮疏》是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储备不足的严重社会弊病，向汉文帝上的一封奏疏。文章指出“残贼公行”，靡财者多，国家时有竭蹶的危险，痛陈积贮以备兵旱的重要性。为了强调问题的严重性，文中不无夸张之词，体现了贾谊之文疏直激切、危语逼人的特点。《过秦论》则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其文曰：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据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 ，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宋、卫、中山之君；锄、櫌、棘荆，非锬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原分上、中、下三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论后，下篇在前，上篇、中篇接录其后，恐是后人补入。《陈涉世家》后又录载上篇。贾谊《新书》则合中、下篇为下篇，无中篇之名。此录其上篇。这是一篇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作者通过对秦统一六国到二世而亡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为汉朝的统治提出借鉴。文章评述史实，指陈利害，旨在以史为鉴。这种写法，开“史论”之先河。行文铺陈夸张，辞采富丽，气势豪迈，有战国纵横之风。前半部分写秦之强盛，层层推进，“及至始皇”，达到顶点。转而写陈涉，微末不足道；并与“九国之师”对比，真不可同年而语。但“九国之师”所不能战胜的秦国，却终于被陈涉之流灭亡，犹如以卵击石，卵竟碎石，怪而不可思议。结尾画龙点睛，推出全文主旨，格外警拔出奇。此文波澜起伏，谋篇富于匠心，历来备受推崇。但因夸张渲染，文中史实有失实之处。(www.xing528.com)

与贾谊同时的晁错，亦为“西汉鸿文”代表作家。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少习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曾奉命从伏生受《尚书》，拜太子家令。博古通今，有辩才，得幸太子，号称“智囊”。景帝即位，由内史升迁御史大夫。曾先后上书主张重农贵粟，削诸侯封地以加强中央统治，触犯了朝内贵戚大臣和诸侯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对汉朝中央政权的叛乱。景帝一时动摇，为求得七国罢兵而斩晁错。晁错对汉朝忠心耿耿而遭此难，演出了一幕时代及其个人的悲剧。

晁错之文，《汉志》著录31篇，部分已亡佚。其文长于议论，感情激越，逻辑严密，风格质朴，切实有力。著名的政论有《贤良对策》、《论贵粟疏》、《言兵事疏》、《论守边备塞疏》等。且看《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得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这是晁错针对当时社会政治弊端向汉文帝上的一封奏疏。他认为“劝农力本”是“当世急务”之一，故提出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入粟受爵的建议；所论切中时弊，对于当时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是有利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文章论点精辟，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明白晓畅。晁错之文，大率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晁错与贾谊的文章虽同为“西汉鸿文”，但各有特点。晁错之文，不像贾谊之文那样如战国策士般纵横逞说，但也气势恢宏，明快通达。其文立论切实，分析透辟，论证周详，冷峻严谨，颇有先秦法家之风。两相比较，贾谊之文富于文采，而沉实则逊于晁文；贾生颇有迂阔之论，晁错则深具识见，文章更为切实，所论皆凿凿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