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体大思精，典雅富赡

二、《汉书》：体大思精，典雅富赡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作者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续《史记》作《史记后传》。班固25岁继承父业，在《史记后传》基础上撰写《汉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作国史”，被捕下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幸而获释。后被召为兰台令史，又升为郎，典校秘书，继续撰写《汉书》。经20余年努力，基本完成。汉和帝永元初（89），以中护军身份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后窦宪因谋反案被诛，班固受牵连入狱，死于狱中。班固死后，其妹班昭及班昭弟子马续将《汉书》未完成的部分志、表续成。

《汉书》体例承袭《史记》而有所改进。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间229年的历史。

《汉书》思想内容的最显著特点是反映了大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所谓“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汉书·叙传》），即以代表汉代统治思想的正统儒家观念为依归。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正显示了《汉书》不同于《史记》的思想倾向。也正因为如此，《汉书》缺乏《史记》那样的卓越见解和批判锋芒。

然而《汉书》文章较之《史记》自有其新的时代特征。首先是更具学术性质，历史文献的特征更为突出。这表现在《汉书》从文献、学术的角度增设了一些传记，如《河间献王传》略其生平而专记学术活动，着重叙其搜集图书、保存文献之功。又在《史记》原有传记如《楚元王传》中增写学术事迹；还增载“经世之文”，如贾谊、晁错之文等。此外，特增《艺文志》，论述学术源流，更着力于给学者如扬雄等立传，其《儒林传》也较《史记》同一传记有所增益。凡此数端，都体现了《汉书》更富于学术文章的特征。

其次，《汉书》评述人物，重在忠君保皇，不同于《史记》的崇侠尚义。如《苏武传》就写出了前代史书极少见的忠君报国的形象。《王莽传》则为出色的“奸臣”传记。当然，《汉书》之文比《史记》更多儒者的说教。

还有，《汉书》行文比《史记》拘谨，不复纵横驰骋，但典雅凝练，多用偶句骈语，亦多用古字。刘知几《史通·六家》称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论》赞其“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就都充分肯定了《汉书》文章宏博典雅、丰富详赡、体大思精、深厚严密的特点。且看《杨王孙传》：(www.xing528.com)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 ，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

本篇节录自《杨胡朱梅云传》。这是一篇记述杨王孙、胡建、朱云、梅福、云敞五人事迹的合传。这五人或狂放不羁，见解特出，或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大都特立独行，敢于向邪恶势力或陈规陋习挑战，所以班固把他们合立一传。本篇记杨王孙重养生而反厚葬，抨击当时费财耗物、竞相厚葬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以自身裸葬的实际行动来矫正世俗的弊病。这无疑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具有移风易俗意义的斗争。班固为之立传，且加颂扬，反映了他思想进步的一面。文章简洁规范、温厚严谨、典雅精练，体现了《汉书》特有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