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前280—前233），《史记》本传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据此可知其出身、爱好、学问渊源、生理特点、特长和才能。韩王安五年（前234），韩非使秦，被李斯、姚贾谮害，次年下狱而死。
《韩非子》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今传55篇，基本上是韩非所著，但也杂有后学者之作。
韩非继承、总结了前辈法家包括慎到、吴起、商鞅、申不害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准备了理论条件。韩非的法家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的政治观；二是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社会历史观，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与此相适应，韩非在文学观上则是重质轻文，崇实反虚，因而非常强调内容和功用，排斥形式和丽辞。
由于排“虚辞”而崇“实事”，韩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揭露实情，无所掩饰。例如《备内》篇无情地撕开覆盖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指出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即使是“骨肉之亲”，也“无可信者”。《八奸》篇专论内奸篡权的危险和手段，写得淋漓尽致。《说难》篇论游说之难，历陈种种可致“身危”的情况，无微不至。韩非不善言辞而善著述，长于观察现实，借鉴历史，故能贯通古今，深谋远虑，具有高度的总结性、非凡的深刻性。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气质、性格、为人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非之文，多属政论，但体式多样，不一而足。既有长篇或短篇专论，又有驳论和辩难之文。众体之中，特擅驳论。如《难一》篇第二则：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人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www.xing528.com)
其人曰：“尧为天子。”
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
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已。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
且夫以身为苦而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以为政也。
《难一》共分9个部分，此为其第二部分，旨在说明君主不必亲历劳苦去实施德化，而应以掌握权势、实施赏罚为要务。文章揭示了儒家所谓“尧之明察”而天下治与“舜之德化”而天下治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其批驳深中肯綮，富于说服力。此文不仅为矛盾律的运用提供了范例，也为驳论文章的写法提供了经验。这样的驳论，在韩文中不胜枚举。
《韩非子》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寓言荟萃。据统计，书中共有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居先秦各家著作之首。这些寓言是韩非用来宣扬其法家思想的锐利武器。著名者如“和氏献璧”（《和氏》）、“老马识途”、“远水不救近火”（《说林上》）、“滥竽充数”（《内储说上》）、“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等，多已演为成语，广为流传。行文多用寓言故事，也就形成了“韩非著博喻之富”（《文心雕龙·诸子》）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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