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至精至密，气盛辞壮

一、至精至密、气盛辞壮的《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孟轲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孔伋）之门人，而子思又是孔子门人曾参的弟子，故其学术渊源，与孔子一脉相承。他始而设教讲学，继而游说诸侯。齐宣王时，曾一度仕齐为卿。但因他的主张不合时宜，故到处碰壁，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书虽非尽出孟轲手笔，其中杂有公孙丑、万章之徒的记述，但主要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和风格。

孔丘、孟轲并称“孔孟”，向来是儒家正统的代称；而《论语》、《孟子》同列《四书》，又都是儒家崇奉的经典。比较《论》、《孟》二书，不难看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也声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表明他是以孔子传人自居的。

孟子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论，构成了孟子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所谓“仁政”和“王道”。他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宣扬“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从“保民而王”的思想出发，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观点，并指斥桀、纣之流“残贼”的君主为“一夫”（《梁惠王下》）。尽管他的“民”、“君”概念与后世有所不同，但毕竟是战国巨变时期的新观念，不仅堪称惊世之论，而且对后代反封建专制的思想家产生过积极影响。

《孟子》一书的文章形式较之《论语》有所发展，它已将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为长篇大论。就书中主角而言，正如《论语》充溢夫子之风采，《孟子》也毕现孟轲之神情。全书以孟轲为中心，通过对他的言行举止、神情语态的生动描述，鲜明地展示了这位思想家的情感倾向和性格特征。(www.xing528.com)

《孟子》文章的特点是具有至精至密的论辩艺术。孟子在当时以好辩著称。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滔滔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客观情势逼使他不得不然。从主观方面说，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熏陶和频繁辩论的实践锻炼，遂成就了他的辩才。反映在《孟子》中，便是他那令人赞叹的“析义至精”而“用法至密”的论辩艺术。他特别善于抓住所论问题的要害，重视把握论辩中的主动权，洞察矛盾变化情况，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将对方引入“埋伏圈”内，使其“就范”。同时还适当地运用比喻手法或穿插寓言故事，增强论辩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便是这样的实例。再如《孟子见梁襄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文章“深于取象”，以形象的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生动透辟，明白晓畅。文字也极富感情色彩，梁襄王骄横轻率、缺乏教养的言谈态度历历如见，孟子对他的蔑视厌恶之情和冷嘲热讽之状也跃然纸上。

在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盛辞壮、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其语言艺术，历来备受称道。赵岐说它“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题辞》）；苏洵称它“语约而意尽，不为縠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后世散文家崇奉《孟子》为典范之作，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