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讲究逻辑、质而不文的《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一说宋国）人。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于孔子之后，活动于战国初期。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大概出身于手工业者。他擅长机械，通晓军事，曾亲率门弟子助宋御楚。先始学儒，后自创墨家学派。这一学派有严密的组织，领袖号称“巨子”。其信徒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尚空谈，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宗教色彩颇浓。战国时期，墨家影响甚大。墨子死后，“墨离为三”，三派各立门户，代代相传。但秦汉以后，墨学终为统治者所不容，日渐衰微，竟至后继无人。
《墨子》一书，非墨子自撰，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一部包括墨子及墨家各派学说的著作，由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记录、整理、汇编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今存53篇。其内容较为驳杂，体例也不尽一致。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10篇，各分上、中、下篇，内容大同小异，应是墨家三派各记所闻的底本汇辑。它们是墨子的“十诫”，即十种主张，比较集中完整地保存了墨子思想的真相，既是全书核心，也是墨学纲要。
墨子的思想特征非常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堪与儒学抗衡，基本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既有进步性，也有保守性。总的看来，其社会政治思想较为进步，而有神论的世界观则有保守落后的倾向。
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诸子。但《墨子》文章独具一格，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墨子》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尚实尚质讲究实用，不重文采。这是与墨家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墨家惟恐“以文害用”，故其文反复申说，喋喋不休；意显而语质，言多而不辩。虽然质朴而充实，但“言之无文”，也就“行而不远”。《墨子》对后代散文影响不大，这应是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墨子》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讲究逻辑，明辨是非。其文极善辩驳，《非命上》篇提出了著名的“三表”（《非命》中、下篇称“三法”）说：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说主张论证问题应有三方面依据：一是本之于历史事实，二是原察百姓见闻，三是观察政治实践的效验。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它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发展。虽然《墨子》文章引述史实多取自古书，或借诸传闻，不尽可靠。但其文逻辑严密，在分析、论证、驳论等方面，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之文有所影响。
墨家讲究论辩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墨子·小取》指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故《墨子》之文大都有所为而发，针对性极强，主旨突出，观点鲜明。如其名篇《非攻上》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以至于“杀不辜人”等不义之事为例，层层深入地论证“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进而论断：“今至大为不义攻国。”有力地批驳了对此“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的谬误乃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从而突出了“非攻”这一主旨。其是非极为分明，且富于逻辑力量。
《墨子》还在文体因革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文体已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表现尤为突出。其特点是：首先，各篇出现了简明扼要的标题。此标题并非可有可无，也不像《论语》那样任取文章首句以为篇名，而是如一根红线，贯串全篇，确实有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其次，《墨子》中虽也有墨子语录，但不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连缀而成一个整体。就每段语录而言，都是该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次，《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颇有自觉为文的倾向。其文纲目昭然，层次分明，已构成颇具规模的完整篇章。不过《墨子》各篇中仍见“子墨子曰”、“夫子曰”或“子墨子言”，说明它在形式上仍未完全跳出“语录体”、“对话体”的模式，显示出《墨子》文体有因有革。它的出现，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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