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典美博奥、委婉含蓄的《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的散文典范。它原名《左氏春秋》，汉儒始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按儒家经学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为汉代官学通例。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与西汉初年写定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实际上，此书本是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体史书，并非“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所以也不能说它与《春秋》毫无关系。
《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7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比《春秋》增多27年。它大约成书于战国之初，与《国语》成书同时或稍后。其作者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但历来对此多有异说。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但既以“左氏”为名，应与“左氏”有某种关系。说其中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传诵，大概比较可信。
《左传》之文，洋洋大观，历来备受推崇。刘知几说它“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刘大櫆赞其“情韵并美，文彩照耀”（《论文偶记》）。刘熙载更称它是“众美兼擅”（《艺概·文概》）之作。就散文艺术而论，《左传》确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成就，达到其时最高水平，因而刘勰称之为“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文心雕龙·史传》），后世作家往往视为典范，奉为圭臬。
《左传》散文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其主要特点是简洁生动，工巧严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使其叙事文约事丰，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诸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晋侯梦大厉》（成公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以及僖公四、五、二十三、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出亡；襄公三十、三十一年记子产治郑，叙事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且看《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哀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www.xing528.com)
此文记叙了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尔虞我诈的斗争，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自私、虚伪的本质及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情地撕开了罩在封建伦理关系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虚伪本质暴露无遗。作者成功地刻画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郑庄公的阴险狠毒、共叔段的愚昧张狂、姜氏的自私贪婪和颍考叔的淳厚机智，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精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文章叙事剪裁得当，烦省合度；首尾完整，结构清晰；字句精严而微婉多切，均足见作者之匠心。
尤为出色的是，《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这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之际，兼并战争频繁。作者身当战乱之世，耳濡目染，习于战事，了解并善于描述战争。对当时一些著名战役，如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宋楚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齐晋平阴之战（襄公十八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齐鲁清之战（哀公十一年）等等，都有非常出色的描写。《左传》之写战争，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运笔灵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并且还以简练形象之笔，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色。这样的战争描写，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所难及。比较典型的实例如记齐鲁长勺之战的《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弛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值得玩味的是，此文与《国语·鲁语上》所载《曹刿问战》一节内容大体相同，不妨作一比较：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
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左传》之文不仅记战前之问，而且记了战时之情和战后之论。《国语》所载则仅记战前之问而显得冗长、芜杂，不及《左传》所记之精练、完整、细致、传神。《左传》描写战争的卓越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如写晋文公重耳避骊姬之乱出亡19年，备尝艰苦磨炼，终于称霸诸侯，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国君形象。又如写子产，将他置身于矛盾斗争之中，主要通过富于特征性的人物自身言行的描述，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一位勇于革新、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形象。此外，如老谋深算、虚伪狡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德高望重、明达机智的晏婴，勇于进取、厉行改革的吴王阖庐，忍辱负重、志在雪耻的越王句践等等，都不愧为《左传》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形象。
《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列国外交空前频繁，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刘知几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史通·言语》），“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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