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曲坛的散曲词化成果

一、散曲词化的明后期曲坛

自隆庆（1567—1572）以后，到崇祯（1628—1644）亡国，是明散曲发展的晚期，这是散曲词化、曲文学精神濒临消失的时期。在此期间，影响曲风变化的几个重要因素是：第一，士风的变化。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意识的熏染，文士恋世乐生，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的风气日益高涨，尤其是一大批江南文士，建园林，植花草，好美食，嗜歌舞，乐声色，家蓄声妓而以选声练色为务者，不知凡几。士风如此，南曲中写花月美景和男女艳情的香奁一体，便乘势大兴，成为曲坛主流。第二，曲文学观念的变化。晚明南曲家在声色歌舞环境中以曲应歌，很自然地继承了婉约词香艳软媚的作风，并在文学观念上视曲为词，如《南词韵选》、《南北宫词记》、《南词叙录》、《词谑》等都是晚明人关于曲选和曲论的著作，但作者却直以“词”名之。不仅如此，一些曲论家也明确地倡导词的婉约雅丽之风，如王骥德在《曲律·杂论》中谓“曲以婉丽俊俏为上”，徐复祚《曲论》谓“我吴音宜幼女轻歌按拍，故南曲委婉清扬”；沈璟等人过分地讲究格律的严谨，同样也是视曲为词的结果。第三，歌曲声腔的变化。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谓“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词几废”，这是说魏良辅改革昆腔艺术后，将南曲清雅婉媚的特色发挥到极致，极得吴人的爱赏。对于此事，明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上卷中载之更详：“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之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复韵尾之必匀，……要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禀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盖自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综上所述，对于晚明南曲独兴、香奁艳情之曲大盛和散曲的彻底词化，都有极大的影响。如梁辰鱼、陈所闻、张凤翼、沈璟、王骥德等，则差不多都是生活在南方江浙一带且专作南曲的作家，他们大量写作香艳软媚的花月美景和男女艳情，艺术风格上追求典雅圆润之风也愈来愈盛，散曲原本具有的质朴萧爽之风便渐渐丧失殆尽，曲之一体，至此便从文学风貌上复归于南宋雅词了。(www.xing528.com)

对于曲文学的这种衰变，明凌濛初在《谭曲杂札》中曾予以尖锐批评，谓：“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弇州公（王世贞）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且其实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竞为剿袭。靡词如‘绣阁罗帷’、‘铜壶银箭’、‘黄莺紫燕’、‘浪蝶狂蜂’之类，启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绘隐语，词须累诠，意如商谜，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矣！至今胡元之窍，塞而未开，间以语人，如痼疾不解，亦此道之一大劫哉！”任中敏亦甚为痛惜，他在《散曲概论·派别》中说：“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矣！南曲又多参词法以为之，形成所谓南词，而曲亡矣！”又批评梁辰鱼等人的曲风说：“文雅蕴藉，细腻妥帖，完全表现南方人之性格与长处，去北曲之蒜酪遗风、亢爽激越者，千万里矣！惟此种阴柔之美，实宜于词之收敛性格之文学，而不宜于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学，故其取材取径，于不知不觉之间，无一不与宋词相接近，而与元曲相背驰者，结果乃得一种词不成词，曲不成曲之物。吾尝论此派之末流，以为意境迂拘，而色彩糅杂，硁硁于字句之渲染，又只有枯脂燥粉，敷衍堆嵌，拆碎固不成片段，并合亦难像楼台。臣妾宋词，宋词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其耻。”任先生的批评虽然非常尖锐，但出于对散曲文学个性的尊崇和维护，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晚明的南方作家中，施绍莘的创作还继续保持了散曲文学的特有韵味，北方作家刘效祖模仿民歌所作的小曲和薛论道的军旅边塞题材，也还能呈现出异样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