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派词名垂中国文学史

三、张惠言与常州派词的崛起

浙派词人偏重形式，务穷纤巧；阳羡词派早已式微，无力抗衡。力图廓清积弊、挽转颓势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

常州词派的领袖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进士（1799），官翰林院编修。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其词学观集中表现在他所编的《词选》中。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第一，反对将词当作小道，而强调尊崇词体。为此，他不惜移花接木，以《说文》所引“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一语为据，将原本指言语的词比附为长短句的词，以证明词这一文体由来已久，完全可以与《风》、《骚》并列。第二，主张词必须“感物而发”，“意在笔先”，而不可专事雕琢。第三，词要讲究比兴，含蓄蕴藉。既厚重质实，又深美闳弱。他精心编辑的《词选》共选唐宋词人44家，116首词，而以温庭筠词为极致。要求“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

张惠言本人创作态度严谨，一生只写了46首词，但佳构不少。其词大都文字简洁，很少华丽的词藻和生僻的典故，而抒情写物都疏朗有致。如《木兰花慢》咏杨花，既传神生动，又自托情怀，显示漂泊不遇之感。

恁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全篇物我交融，浑然一体。上片写杨花飘游不定的遭遇，正是作者怀才不遇而又无可奈何的自我写照；下片写杨花以疏狂的姿态面对冷酷的现实，立志伴梅映雪，清寒自洁，正是词人主观情性的寄托。在表现方法上，借杨花飘转无定写一介寒士托身无着的悲伤，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主张，即“缘情造物，兴于微言”，可视为作者词学理论的成功实践。

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李兆洛、董士锡、周之琦、郑善长等，他们互相鼓吹，亦有佳作传世。但真正影响较大，并将常州词派发扬光大的是稍后的周济。(www.xing528.com)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号未斋，又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纂有《宋四家词选》。在词学理论上，周济对张惠言的主张有新的补充和修正。如他同样重视比兴寄托，但认识上更为透彻。他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这就避免了只讲寄托，将词写成谜语的弊病；他要求词人反映社会现实，发挥词的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抒发“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的个人情感，从而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经周济的发挥补充，常州词派的理论更为系统，也更多积极意义，因而影响也更加深远。

然而，周济本人的词却有难副其理论的缺憾。特别是他的咏物词，寄托过于深曲，以致词意隐晦难明，使人觉得有“专寄托不出”之弊。如《蝶恋花》：

柳絮年年三月暮，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万转千回无落处，依侬只恁低低去。　　满眼颓垣欹病树，纵有余英，不值风姨妒。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

词从极轻极小的柳絮写起，以极长极大的河流结拍，颇能反映词家的艺术技巧。但词意却甚为隐约。哀叹春光流逝，如同江河日下，似为惜春之吟；断送莺花，好景难再，又有盛衰之感；而“颓垣”、“病树”，满目萧然没落，当是时势之忧；“纵有余英，不值风姨妒”，还疑幽怨之意。因此，吴梅《词学通论》第九章评曰：“止庵自作词，亦有寄托，惟能入而不能出耳。”

总之，清代中期的词不及前期，既无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家鼎立的繁盛，又乏令人震撼的名作传世。龚自珍诗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政治的高压造成了词坛的颓唐，而词作的生气也有待时代风雷来灌注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