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坛鼎盛：春兰秋菊，流光溢彩

第一节　春兰秋菊，流光溢彩：清代词坛的中兴盛况

经历元明两代的委靡消沉之后，词至清代又出现了振颓起衰的中兴气象。不仅在创作上超越元明，“比隆两宋”，而且在词学研究、词籍整理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历代沿袭的对词的种种偏见，至此一扫而空。难怪近人朱祖谋认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未必能及”（见叶恭绰《全清词钞》序）。一代清词流霞溢彩，文质彬彬，以其卓越的艺术贡献，在抒情文体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与前代相比，清词有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词人纷起，词作繁多。两宋是词的黄金时代，现存宋词约2万首，金元词7300首，而清词“总量将超出20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1万数”（严迪昌《清词史》第1页）。诚然，数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如此壮观的创作，确实令人兴奋，数量本身也是繁荣昌盛的注脚之一。第二、流派纷呈，推陈出新。在词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清代那么多的艺术流派和群体，他们的艺术主张是那么鲜明，审美追求是那么坚定，并且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先辈后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努力，在艺术技巧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变风于前，余波流及清初词坛；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和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争奇斗艳，兰菊并茂，张惠言为领袖的常州词派更影响词坛百年之久。他们或崇尚五代，倡导古雅；或推重南宋，主张清空；或推赏北宋，讲究比兴寄托。每一次流变都反映出弃旧图新的进取精神，博涉约取，补偏救弊，力求创新。这使得清词的中兴不是沿着既有的轨迹回归，不是循着本来的程式恢复，而是充满自觉意识的创造。第三、抒情本体，得以确认。词自产生以来，一直为正统文人所轻视，长期被视为末道小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世人多以道德功用的眼光看待文艺，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词却以抒情为主，因而从理念上将词视为异端。清代词学者理直气壮地肯定情性乃是艺术的本质特征，重新建构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观念，力纠世俗偏见，使词的抒情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www.xing528.com)

清词中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元明词的低迷衰落为清词创作提供了教训。明清易代之际，云间词派已大力倡导雅正，力纠淫哇俚俗之弊，新的词风正酝酿而起。清代词人更表现出了弃旧图新的高度自觉。无论取法哪家哪派，都能各极其长，而不受其局限。正如近人叶恭绰所云：“清初诸家，实各具特色，不愧前茅。”（《广箧中词》卷一）百家腾跃而又相因相革，大胆扬弃，直接导致了词风丕变和词学振兴。其次，清词的演变不断得到大家巨擘的引导扶持。吴伟业被誉为“本朝词家之领袖”（张德瀛《词征》卷六），他以歌行大手笔作长调，悲慨激扬，姿态横生，阳羡宗主陈维崧等对此就有所师承。王士禛总持广陵词坛，一时名流聚首，英彦毕集，大有“春风十里扬州路”的彬彬盛况。纳兰性德情真意挚，其词凄艳动人，王国维称之“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海内词人，一齐俯首。仅清代初年就名家辈出，“一时多少豪杰”。随之而来的是庄媚纷呈，百花争艳。再次，风云变幻的时代给人们造成了强烈的刺激，带来了词风的变化。满族入主朝廷的社会激变，“科场案”、“奏销案”等政治事件的动荡震撼，令知识分子充满痛苦、悲愤、不安、彷徨。他们对故国的眷念，对新朝的惊恐，对现实的迷茫以及进退失据的矛盾，都寄诸笔墨，托于词章，使词的内容再也不是倚红偎翠、浅斟低唱，而充满了时代气息。最后，清廷思想控制严密，文网高张，文狱迭起，也迫使文人学士敛形远害，转向统治者不大注意的“倚声”一道。在压抑的环境中，借词这种委婉曲折的抒情方式抒发幽微之情、难言之隐。这样，客观上造成了词人队伍的迅速扩大，词作的大量增加。